仅仅靠注册制来提高我们直接融资比重，感觉力度还是不够。还需要继续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正如监管部门反复强调的，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严格退市制度，这才是资本市场活力所在。企业要做大，必须得按市场规则进行优胜劣汰，否则的话，会拖累资本市场，导致僵尸企业越来越多的问题。在退出制度上严格执行，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对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及最终保护投资者利益都是有利的。

从过去的经验看，经常出现执行不力的问题，如10年前深圳推出创业板时，也制定了退市规则，但究竟有多少公司退市了呢？我们不妨比较中美两大证券市场的退市率，发现美国达到10%，我国不到2%。

当前正逢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之际，应该在鼓励外国金融机构在国内注册的同时，也要借鉴国外金融机构的业务种类，给予国内金融机构类似的业务许可。例如，就国外投行的杠杆率水平而言，普遍高于国内券商，如日本券商的杠杆率平均为15倍，美国为10倍左右，我国券商只有3倍多。

国内券商的场外衍生品业务收入占比、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上均比较低，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业务范围受限，例如，过去券商的客户保证金是留在券商的，后来为防范资本市场风险，把保证金给了银行托管，所谓的第三方存管。过去这么做是有效防范风险，但是随着券商风险管控能力的增大、资本市场法规的完善，是不是还要继续第三方存管？能不能按照国外投资银行业务的惯例，如考虑废除第三方存管制度，让券商获得更多的资金渠道，以便增强客户粘性，进而推进资本中介业务？

另一方面则是自身创新动力不足，如过度依赖于通道业务，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对应的金融科技等新技术的应用方面，似乎不是很进取。在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的业务拓展方面，也面临专业技能不足的束缚。这也导致了券商整体的ROE水平不高现象。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