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新股发行，表面上看是为了防止股价大幅下跌，但短期似乎能通过供求关系来维持市场稳定，但长期呢？股价该跌的还得跌。从估值水平看，过去28年来，市场整体的估值水平保持下移态势，平均每年的估值水平下调幅度在2个百分点以上。

估值水平长期偏高，与管控条件下股票发行供不应求有关，那为何又不敢放开发行呢？导致一二级市场割裂现象长期存在。所以，无论是暂停新股发行还是避免退市，看似这种父爱式的保护，却不能带给投资者满意的投资回报，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我觉得安青松会长在谈到提高制度效率时，讲得非常到位：从国际经验看，监管部门要减少干预，做到管得少管得好，关键是要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美国的SEC通常是充当最后“裁判人”角色，而交易所、FINRA、PCAOB等自律组织负责一线监管，保荐人、会计师、律师被赋予“看门人”职责负责专业、合规把关，加上司法诉讼机制的有力震慑，形成既能保持市场活力，又能保护市场韧性的良好生态，是铸就美国资本市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记得2000年前后，我经常接到的地方政府部门的课题是，如何利用资本市场优化当地的产业结构，但这么多年下来，A股市场的结构依然存在很大缺陷，据安会长提供的数据，”A股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偏重，金融、房地产、机械制造等传统周期性行业A股公司接近2500家，合计流通市值占全部A股的70%以上”，说明A股市场甚至滞后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

此外，过于严格的上市条件，并不能让上市企业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上市之后“变脸”现象频现，其投资价值也难以体现。如2018年所有上市公司的ROE中位数只有4%，亏损面进一步扩大。

好在监管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资本市场现有制度存在多种缺陷和问题，因此，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科创板，并试行注册制。注册制的推进，当然是希望股权融资比重能够进一步上升，这对于改善整个融资体系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注册制的推出，对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应该是有利的，因为上市条件放宽了，行政监管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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