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各级财政会继续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据统计，1998~2018年中央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就达到3.5万亿元。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5285亿元，同比增长9.4%，重点向基金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省份倾斜。与此同时，地方财政也安排了相应的补助资金。

此外，还要继续推进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支持做大做强社保基金，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积极稳妥开展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加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坚持精算平衡原则，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八）政策建议。

不过，本人认为，除了上述配套改革措施，还要从以下三方面协同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与创新：

第一，建议将“五险三金”整合为“三险一金”，将8个制度简化为4个制度，提高行政管理成本，减轻企业缴费心理负担。今年3月25日国务院已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将生育保险并入医保。事实上，经过多轮降费后，工伤保险缴费同样逼近零费率，它与生育保险一样，也应该并入医保，最终将“五险”整合为“三险”。与此同时，作为第二支柱的补充保障制度，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与住房公积金也应该“三金合一”，打造中国版401(k)，并强制推行、全员覆盖，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补充养老”的制度功效。

第二，尽快出台延迟退休方案，增加缴费年限，对冲社保降费的滞后影响。欧美国家男女退休年龄大多已延迟至65岁及以上，而我国女特种工45岁退休，女工人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过早退休，一方面加大了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此外，在社保缴费年限上，欧美国家大多规定必须累计缴费满30年或35年，而我国缴费年限门槛却只有15年，这是社保“转制”后遗症，必须尽早解决。

第三，应大力鼓励发展第二、三支柱的私人养老金制度，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分流减压。为此，我们必须强化政策引导，让家庭理财从短炒、赚快钱的投机理念逐步转向以养老储蓄、养老投资为主的长期投资轨道上来。美国3亿人口拥有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高达28万亿美元，而我国企业年金规模仅有1.3万亿元人民币，而个人养老金产品也才刚刚起步。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养老与金融”微信公众号，原标题：《社保降费配套措施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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