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此次时滞较长，盛松成认为原因还在于，2018年全球经济遭遇贸易不确定性等冲击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回升；从由投资向由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后者的替代效应还无法完全取代前者；2018年民营企业的波动较大，民营经济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不过，盛松成判断，政策时滞接近尾声。首先，贸易紧张局势趋于缓和；此外，随着支持民营经济的各项政策密集出台，民营企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速从2018年8月起稳步回升。2019年1～2月，国企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降至4.4%，而民营企业的增加值增速上升至8.3%；同时，随着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未来在符合监管要求和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将适当保留表外融资。从去年11月起，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的收缩速度开始趋缓，表外融资占社融的比重从2018年底的-15.2%上升至2019年3月的3.3%。

不过，盛松成对记者强调，不要将周期性的经济企稳和中国长期经济下台阶的趋势混为一谈，前者涉及更多的是周期性因素，而后者则与人口红利及经济结构调整等结构性因素相关。

降准并非解决外汇占款下降的必然选择

当经济企稳迹象愈发明显，各界对于央行货币政策空间的疑问也愈多。其中，降准的必要性备受关注。

此前，各界一致认为，降准的必要性在于防紧缩，因为2013年以前央行外汇占款是储备货币（或基础货币）增长的主要来源，自2014年起，由于资本账户流出超过经常账户顺差，央行的境外资产开始下降。作为应对，央行增加了对商业银行的借贷以扩充资产负债表。机构曾普遍预计降准将成为今年拉动广义货币M2增长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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