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远不仅仅棉纺织业如此。中国是茶的故乡，但千百年来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有名的茶商，却从未像英国那样，形成著名的茶叶品牌，进而实现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经济；相反，中国的茶多以“地方特产”的模糊面目出现，你在杭州可能会发现无数不同作坊出产、不同品质和标价的绿茶都冠以“西湖龙井”的名目，它们背后并没有一个支配性的集中管理者。尽管标准化大生产造成了单一化的“品位趋同”问题，但在机械化大生产初期，它的确威力无穷，不仅可以批量化大规模生产、易于评估并优化，更重要的是凭借规模优势，哪怕利润率不高，也能带来很可观的收益。就此而言，西方的工业时代并不是为了“强制实施生产和消费的标准”，那不如说只是手段；这么做，最终只不过是顺应了资本增值的自然逻辑。

对于“为何首先是英国”这个棘手的问题，本书的答复是“在欧洲其他地方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存在的特点中，英国并不是‘例外的’，而是‘极端的’”，这意味着，作者倾向于否定英国自发产生工业革命的特殊性，甚至不认为它是质变，仅仅强调它在程度上处于极点，因而一再强调西方崛起所赖以成立的一系列技术条件，都是西方（the West）从非西方国家（the Rest）那儿“学来的”。这似乎暗示着中国、印度也有同样的潜力，如果不被西方入侵打断，假以时日也能发展出自己版本的工业革命。但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可能性——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以至于即便有某种可能，恐怕也要花费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突破这一结构的束缚，而这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只能依靠我们猜想了。

《棉的全球史》

[意]乔吉奥·列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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