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是西欧？原因或许正在于经济史家伊斯特凡·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指出的，即欧洲的经济发展是以“倒序”发生的：它始于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相当繁荣的远途贸易，国内贸易随之逐渐发展起来，直到最后农业才变得商业化。在这样的过程中，手握资本的城邦居民，很自然地就卷入异地的贸易交换，进而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替代生产的方式获取利润。没有这种对国际市场的掌控，没有贸易、分配、金融和保险的复杂组织，一种商品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出这样一个市场结构来。工业革命诞生于第一个现代的“出口导向性经济体”英国，并非偶然，因为只有英国这样从世界各地充分获取原料和劳动力，并有效控制市场的国家，才能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充足的驱动力，否则其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至于这一产业与农耕活动、家庭劳动和手工业完全脱离，以及技术创新本身，都只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显然，这样一种体系天生就具有开放、扩张的特性，并要求越来越严谨的数目字管理，必须不断对信息、资金、品种、数字、风险进行评估，否则生产和市场轻则陷入无法承受的波动，重则完全崩溃。这与印度、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全然相反，在亚洲各地原有的习惯中，棉纺织生产都内嵌在家庭活动中，日复一日，以维持一种静态的日常生活。这种“男耕女织”的生产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缺乏市场扩张和商品利润内在冲动，即便赚到了钱，通常也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而是投入到不动产或社会资本上。西欧的工业革命证明，这种小农经济的结构如果不打破，规模化的大工业生产是无法自行到来的。

从事棉纺织业的香港企业家杨敏德十分强调系统性的管理模式，因为其父在很早前就曾叮嘱她说：中国很多企业在规模尚小时很成功，因为我们能灵活响应市场机会，但到了企业要做大的时候，如果不是背靠特殊资源，“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就很少有能做得非常好的”。这并不是中国人缺乏所谓“企业家精神”，更不是中国缺乏原料、技术、劳动力或资本，甚至未必是因为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更深层次的因素，倒不如说是整个社会文化在价值取向和结构上就没有这样的驱动力——简单地说，企业做大，赚更多钱，然后呢？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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