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上海的市花，众所周知是白玉兰；但不为人知的是：1929年上海特别市评选市花时，票数最高的却是棉花。确实，如果就历史渊源而言，棉花可说是上海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象征——从1291年建城起，上海在700多年时间里能由滨海小城发展为国际大都市，棉纺织业极可能是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一个产业。上海最初就是因黄道婆在乌泥泾传授棉纺织技艺而逐步繁荣起来，因而明清两代，每年都要在先棉祠祭祀黄道婆。到了近代，上海又是国内发展近现代棉纺织业最大最先进的城市。正如英国工业革命所证实的，棉纺织业很大程度上可说是现代工业的母体，孕育、催生、带动了无数相关技术和产业发展。

“棉的全球史”之所以重要，原因不外如此：不夸张地说，整个现代世界，都依赖于棉纺织产业驱动的工业化进程，这是第一个进入机械化的产业，而生产之后的贸易、流通又极大地影响并重塑了一个“新全球体系”。不过，乔吉奥·列略的用意并不是为了书写棉花的传奇故事，而旨在回答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现代工业的发展由棉花发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诞生在棉纺织业早先的中心亚洲（尤其是印度），而这些亚洲技术、知识和原料进入欧洲后，却催生了工业革命？换言之，是棉花改变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改变了棉花？

显然，这些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棉花本身，而在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起源。多少年来，无数学者都在争论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特殊因素，让工业革命诞生在西方（更特定地说是英国）？美国加州学派历史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直至1750年左右，身处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英格兰，仍然与同期的中国江南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相差无几，但之后出现“大分流”，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实际上，此后两三百年里，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在技术、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鸿沟，也都是那时候奠定的。列略也注意到，一切的变化正是随着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的：1750年后，纺纱机在西欧的普及应用，使18世纪末一位欧洲妇女纺出的纱线达到一名印度妇女的300倍。古老的亚洲社会自此逐渐从全球的生产国沦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对象，在长达200年时间里，都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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