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双方命运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为何是西方推动了全球化并取得支配地位？这样巨大的话题极难回答，但通过棉纺织业这“一滴水”，却可以折射出全景。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先回到“西方到来之前”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一变革中，“英国是终点”，而“印度是起点”。棉纺织虽在长达1000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但在17世纪之前，它所缔造的世界却迥然不同：那时棉纺织业中心是印度，生产种类繁多的棉布，并行销到印度洋以外的各地，但这是一个通过“中间者的网络”进行贸易的体系，印度虽是生产中心，却不能掌控各个贸易节点。列略着重指出：这是一个“离心体系”，以资源、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利润分享为基础；而此后欧洲创设的却是一种“向心体系”，其基础是“中心”从它的生产和商业体系中剥削资源和利润，“新的体系是竞争和排他的，而不是合作和共生的”。

更重要的是：轧棉、纺纱、织布这些生产流程一向都相对简单，因而在亚洲各地，普遍都很容易融入家庭生产中。这是一种“嵌入”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生产活动，千百年来既没有催生大机器生产，也极少人去着手改进技术，因为从事棉纺织生产只是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并不像西欧资本家那样强烈追求利润。与众不同的是：欧洲商人不满足于成为一个贸易网络上的“节点”，而是出资推动集中化生产和规模经济，通过官僚性的管理，谋求掌控从生产到流通的整个体系，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但这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事实上，欧洲的这一体系特征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如此，应用于从糖到棉纺织的各种不同生产体系，因此，真正重要的并非原材料和技术本身，而是其组织管理原则。

不可否认，在欧洲逐渐支配棉纺织业生产的过程中，来自亚洲的原材料、技术和知识都曾起到推动作用，但真正革命性的，却是资本主义对从生产到消费整个过程的重组。固然，本书强调了棉本身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样具有极高供应弹性的原材料，那么在棉纺织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成本将会剧增，甚至导向生态崩溃而无法持续；只有原棉才是耗能低、成本低、单位利润高、贸易量大的理想材料，因而具有非凡的全球贸易潜力。这乍看是棉花塑造了新的生产体系，但如果我们暂时把目光从纺织业上挪开，就会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第一种采用种植园、奴隶劳工和机器生产的产业是制糖业，而且在咖啡、可可等不同产业上都具有相似的模式，即资本来自欧洲、劳动力来自非洲，全部产品用于出口，以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追求利润。这意味着，是资本主义生产“选择”了棉花，发现棉花刚好是最能适应生产需要的理想原料，但如果没有棉花，那它极有可能也会找到另一个产业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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