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技术官僚体制的存在，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可以迅速形成并有效运转。日本较早提出了“科学技术体制”的说法，并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进行法律化运作。而在众多的政策审议委员会中，政府官员、企业与研究人员可以并肩议政，也是因为其中多为技术官僚。技术官僚地位的提高还有助于国民科学意识的培养，也就是对于科学技术的尊重与相关职业的向往。

当然，也正如纯技术者所主张的那样，技术本来就具有一个国家的特色，以技术官僚为枢纽的创新体制也有其适用性。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说，需要多行业、多部门协调合作的技术应该是其适用的种类，而以编码化和模块化为特征的技术则发挥不出这种体制的优势，反而会因为这个体制过于强调协调、缺乏弹性，而成为一个创新的阻力。

总而言之，虽然现在技术越来越具有非公共品特征，但“国家技术”的说法还是成立的，也就是具有国家特性、以国界为限的技术，由此延伸出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可以考虑的是，与培育企业家来促创新的思路相比，培养技术官僚并促进其能力发挥的政策导向是否会更有效一些？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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