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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数的增加并没有让这些技术人员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与参政议政权。一方面,日本政府秉持谨慎态度,禁止外国技师占据决策位置;另一方面,法律官僚群体以及文官任用令都在技术人员的上升路径中横加阻挠。
就如同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介绍的专业共同体的形成途径一样,已经初具规模的日本技术人员群体通过专业化协会的成立与专业杂志的创办来强化其共同体特征,力求自身地位的提升,也推动科学技术在民间的认可。
早在1879年,由工部大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发起创立了“工学会”。之后,在工学会下成立了矿业学会、制造学会、电气学会、机械学会、造船协会与化学工业协会等专门学会。也正是工学会的副会长古市公威首次提出修改不公平的文官任用令的建议,但当时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虽然如此,在古市公威的倡议下,多家协会携手创立工业联合调查委员会,开始制定工业标准与促进工业基础教育。这个委员会集结了政府职员、民间企业人士与大学教授等研究机构人员,与现在日本政府决策中的审议委员会有相似之处。随着共同体特征的凸显,专门性杂志《工学》也在一次大战前创刊,开始发出技术人员共同的声音。
宫本武之辅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当然也有家境原因,最终选择了东大工科大学土木工学科来进学。彼时,日本技术人员已经形成土木工程师(civil engineer)群体了。这一称谓也是源于美国,指从事与军事工程相对应的民用工业的技术人员,参与例如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治水等民用、农用工程等。
“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从国际大背景还是自身发展需要来说,都需要真正开放心态的、国际顶尖的源头技术成果,否则我们所有的开发和创新都将是在别人的院子里建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