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初的土木工程师中也有人直接毕业于这个职业的近代摇篮——美国伦斯勒理工大学（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对于日本来说，这一称谓与公务员直接相关，因为这些工程均为政府投资与主导，而工程师也是政府的直接雇员。毕业之后的宫本也顺理成章地入职内务省土木局。在新潟县大河津分水工程的补救工作中，宫本成绩卓著，并借此成为技术界的权威。他亲手制作的可动堰模型至今还收藏在大河津资料馆内。

宫本的独特贡献不在于治水等工程中，而在于推动技术官僚阶层与体制（technocracy）的最终形成。他对于技术体制的启蒙来自上文提到的《工学》杂志。他也多次撰文，认为日本应该掌握最优秀的技术、保持技术的独立性、发挥技术的最大效率，并且为此而确立合理的体制与组织。

与保守派的“教育议”针锋相对，宫本提出“科学的国民性”，即科学的观察、科学的思索、科学的生活等，力主扩充技术教育。实际上，与宫本等积极参政的政治性技术者不同，当时的日本也有另一种声音，即纯技术者，认为技术人员不应参政议政，仅单纯集中于钻研技术，以技术为生。

在对外技术传播的过程中，技术的“日本性格”也多次受到质疑，认为以资源为本的特征降低了日本技术的普适性。宫本的支持者则人数众多，其主张的传播既有赖于介于政府与微观单位之间的协会，也来自于之后创业潮中涌现的大量在企业就职的民间技术人员群体。宫本等技术官僚搭起了政府与民间技术合作的桥梁。在铁路、造船、汽车等众多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官僚可以协调多达几十个行业，共同进行技术研发。

日本技术官僚的努力在之后进行的官制改正中得到了回报，技术官僚终于可以与法律官僚一样得到重用，开始担任高级职位。不得不强调的是，技术官僚体制的最终形成与二次大战中日本的侵略行径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战时体制对军事工业、重化工业的倾斜，以及日本技术在殖民地的应用等问题，技术官僚成为战争的技术帮凶，其重要性得到承认。虽然如此，正如土木工学成为日本近代工学的奠基学科并进一步成为国民素养课程一样，战争并不是主旋律，民用工业与基础设施才是技术官僚赖以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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