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自强认为，决策层可能使用的逆周期政策主要集中在财政、货币和外贸，其中财政政策将成为2019年的顶梁柱，这将不同于过去，“财政政策唱主角，货币为辅，金融监管会保持相当程度的定力。”

首先，财政政策会通过减税提振企业的信心。第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开前门堵后门，以政府发债的方式稳定基建部分。这两块将是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向。

“减税显然是有必要的，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很高的生产环节流转税，即增值税。”邢自强对记者表示，很多的制造业行业交16%的增值税率，比韩国、日本、越南是要高的。经过摩根士丹利策略团队预测，如果将16%的制造业增值税率下调2—3个百分点，相当于降税6000亿人民币左右，这对于提振部分企业的信心有很大帮助，也相当于提振了整个中国上市公司利润2%左右。

其次，基建投资方面。2018年基建投资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社会融资总量存量的增速也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放缓，这主要是因为加强对非标等影子银行监管政策的落地。邢自强认为，今年影子银行监管的框架方向不变的话，表外融资会继续收缩，那么基建只有靠一些比较透明可控的渠道——信贷、政府发债。其中，中央政府债和地方的专项债都是一部分。邢自强表示，地方专项债在2018年的额度是1.35万亿人民币，在2019年非常有可能提升到2万亿人民币以上，占GDP的比例就提升了接近1个百分点。

摩根士丹利预估，基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会在2019年有所回升，跟名义GDP的增长相符。

此外，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一方面，融资条件对于民企和很多行业而言有进一步支持的必要。“最近央行的全面降准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因为如果需要银行增加长期的可持续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它才有可能会更愿意去放贷。同时，不断降准，银行也可能将闲置资金用于买债，包括买地方专项债。总之能够部分起到稳定社会融资总量的作用。”邢自强告诉记者。

摩根士丹利预计，今年央行还会降准300个基点，平均个每季度100个基点，确保社融和M2的增速逐渐启稳，房地产投资的融资条件也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不仅如此，中国会加大力度对外开放，对内放开，提升生产率。在邢自强看来，更大规模减税的钱从哪里来？一方面要发挥国企红利，提升分红比例。另一方面，要发挥人民币国际化红利。主要是扩大债券市场及A股的开放，预计2019年到2021年，债市将吸引资金流入达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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