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恰逢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俄罗斯外贸银行将原莫斯科人民银行办公大楼转手于中国工商银行伦敦子行。而曾经大楼的主人，1806年创立的伦敦人寿，早已被英国大都会保险集团收购，之后的莫斯科人民银行经百年挣扎也终被兼并。美苏金融暗战虽分输赢，但赢者亦难逃金融危机终结劫杀。

成功银行的故事大致相同，失败的银行各有各的故事。金融风险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在奥地利国家银行200年的生涯中，滥发票成为一种痼疾，饮鸩止渴的陋习难改，困扰于货币滥发导致的通货膨胀中。财政赤字货币化，以致单一银行危机演变成全国性货币危机，近现代最大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有两次都由奥地利点燃引信。

二战前的德国中央银行成为纳粹筹措战争款的工具，率意发行货币，扩大国债发行和推行通货膨胀，摧毁了有序金融预算和货币汇率，导致恶性通胀，货币和银行陷于崩溃，财政濒临崩溃边缘，苏联和盟军对其最后一击只是加速了纳粹德国的灭亡。

金融的风险并不仅与战争、危机相关。1864年成立的法国兴业银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从希腊脱身，然而，一个小小交易员的违规交易，让该行损失48.2亿欧元巨款。这个交易员盖维耶尔只是落入了同诱捕其他交易赌徒一样的经典陷阱——他追逐着自己的损失，将赌注越增越大以求填补亏空，直到损失大到失去控制。事后银行高层痛心回视，任何一次预警或异常，只要能及时、深入地了解和分析，都会尽早揭露问题，但愚蠢的轻信和不可原谅的内控漏洞，使法国兴业银行最终陷入了危机深渊。

第一财经：世界金融的沧桑变迁，对于转型经济体国家或者对银行业有何启示吗？

姜建清：我在书中讲了几个案例。老一代的中国人熟悉苏联的宇宙飞船和加加林，熟悉米丘林和集体农庄，熟悉“红梅花儿开”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然而对苏联和俄罗斯时代的银行甚感陌生。

1917年苏维埃革命后，在短暂的新经济政策后，苏联实行了高度统一且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1959年后，只剩下国家银行、国家劳动储金局（储蓄银行）、苏联对外贸易银行和投资银行四大银行。银行沦为财政出纳，金融效用失灵，贷款边际收益率逐年下滑。价格管制、凭票证供应掩盖着短缺经济和通货膨胀的现实。在理论上，则由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到极为勉强地局部承认，继而承认错误并被迫认同。在实践上，长期漠视金融的作用与地位，银行被认为没有创造价值，被排斥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之外，甚至不计算其创造的GDP。

苏联因排斥金融市场，国内外资金的动员能力衰弱，不善于利用全球金融资源来发展经济并支持经济国际化，与西方国家金融发展的距离越来越远。由于实行计划金融体系，银行缺乏竞争，远离市场，无法优化资源配置；金融教育和创新落后，缺乏通晓市场化和国际化金融运作的专业人才。低水平的金融一度成为苏联经济发展的短板。

其后，经过多年的犹豫、徘徊和尝试后，苏联于1987年开始进行第三次银行改革调整。这场银行改革引起争议甚多，后遗症不少。当然，银行改革并非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但不择时机的银行改革可能对坏的形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在书中以一枚小小的、俄罗斯梅纳捷普银行成立10周年（1988~1998）银章为引，讲述了这家昙花一现银行的兴衰历史。创始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利用“私有化”转型期的漏洞，建立起包括庞大的银行、工业、石油的金融工业集团，成为俄罗斯7个金融寡头之一，触角延伸至政治、经济、社会和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能量之大足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苏联和俄罗斯早期的金融改革过程，从漠视金融规律到漠视金融风险，看来是对立的两极，其实质都是缺乏对金融的本质的深刻理解。今日的俄罗斯已加强了政府对银行改革的介入和引导，银行体系逐渐走上了稳定健康的发展道路。但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得到了沉痛教训，这将永远成为转型国家金融改革的生动案例。

此外，在罗马尼亚银行“三巨头”变迁的故事中，我从另一视角观察计划经济国家的金融转变。经历了150年金融沧桑的罗马尼亚国有储蓄银行今天依然存在，在罗马尼亚曾经的百年巨变中，不论政权更迭、战争肆虐、生灵涂炭，积少成多的储蓄存款及安宁的家庭生活始终是罗马尼亚人最后的期盼，储蓄银行是他们记忆的一部分。

这家曾经的罗马尼亚主流银行，在1990年还占有罗马尼亚银行业市场份额的32.9%，但到了2006年，市场份额剧降至4.03%。这是中东欧银行私有化的结果。当初，欧盟将银行私有化作为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僵硬的国有银行，体制、观念、人才及技术都不适应转变中的市场经济，多数银行出现了巨亏，因而国有股权纷纷易主，卸掉包袱。而当缺失本国金融机构后，独立货币政策的传导也开始失效。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外资银行母行要求中东欧国家分行限贷，雪上加霜。

转型过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既希望提升国有银行效率效益，又希望国有银行发挥宏观调控，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效用。两者如何平衡，国家对银行体系的股权如何参与，确是一个迫切而又两难的命题。

此外，中东欧16国中11国已加入欧盟，中东欧国家对欧盟资金依赖度较高。2007～2013年，欧盟结构性资金及欧洲投资银行给中东欧的资金占中东欧国家年均GDP的11％～25%，2014年～2020年度中东欧国家得到上述资金约2000亿欧元，但仍不能满足中东欧国家的建设需求。中东欧国家在习惯于期限长、利率低的欧盟政策性长期贷款后，却不习惯、不擅长利用商业性资金了。随着未来欧盟的资金递减，会对中东欧的金融业带来挑战。

第一财经：你在中国工商银行担任过多年董事长，你认为商业银行的成败得失有规律性吗？中国银行业的情况怎么样？

姜建清：银行作为货币经营信用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银行不仅易于受到外部政治、政策环境干预和金融市场波动影响，银行经营管理层的经营决策和风险偏好、资产负债组合的错配风险、重大投资和涉外购并等因素，也都可能给银行带来巨大风险。

中国金融结构先天失衡，资本市场短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又因社会保障不足，居民储蓄率偏高，资金流向银行领域，造成银行业资产增长过快。中国银行业信贷过度增长、资本短缺压力、风险内控及流动性管理难度大。若控制不当，则可能产生局部或系统性风险。

百年金融的成功者，无不是跑“马拉松”的好手。发展与风险平衡，耐力与速度兼备，稳健与创新并存，才能基业长青。

“普惠金融”需思考如何做到真正“普惠”

第一财经：你在新书中讲述了储蓄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的历史，可以说是“普惠金融”的前身。对于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姜建清：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普惠金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议题。以微型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为代表的普惠金融成为政府、社会和金融机构关注的焦点，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结合，甚至成为资本追捧的风口。

然而，普惠金融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新事物。原始金融的产生，就带有“普惠”的目的，帮助弱势群体或不富裕的人群。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矛盾凸显，阶级分化加剧。因此，空想社会主义、金融互助合作理论兴起。1810年被誉为英国储蓄银行之父的亨利·邓肯，在自己教区的鲁斯韦尔地区建立了储蓄银行。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德国赖夫艾森信用社诞生于1848年。

百余年来，德国与欧洲的赖夫艾森银行、大众银行、荷兰拉博银行、法国松鼠储蓄银行兴旺繁荣，曾被奉为业界典范，推动了金融普惠事业。然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储蓄银行及合作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遭受到广泛的批评，认为它们已经严重落伍，且半官半商的体制，无利润压力的机制，不符合市场经济制度，并被质疑在全球化社会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利用亲缘、地缘和业缘解决信息不对称没有现实意义。加之高新技术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竞争，使众多技术含量低的小微型储蓄银行难以生存，不少国家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步履维艰，财务陷入困境。

在金融危机期间，不少国家的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遭受了严重的困难。面对市场化环境与半市场化体制机制的冲突，许多机构或解体消亡，或商业化转型。

回看中国，从新中国几十年的合作金融实践看，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形式并未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

一方面，一些合作金融合并改制成城市商业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一些农村合作金融异化或破产，农村基金会消亡，不少农村资金互助社倒闭；许多信用合作社或合作银行已背离合作制的原则，成为了地区性的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在中国，服务及扶植弱势农村群体的金融仍是严重缺乏的。

普惠金融能否接过储蓄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的接力棒，实现真正的“普惠”和可持续发展，历史上普惠金融的兴衰又能为今日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什么有益的参考？能否凭借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手段坚持本心？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第一财经：你书中讲述了众多金融家的故事。你如何看待和评价金融史上的这些金融家呢？

姜建清：金融的诞生、发展和消亡与金融家分不开。虽然金融和金融家的兴衰沉浮离不开时代的政治环境，但也与金融家的性格、努力密不可分，讲述金融家的故事，使稍嫌枯燥的金融史显得有血有肉，使惊心动魄的金融战中凸显背后人的因素，令人们更能了解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书中讲述了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的创始人的故事。亨利·邓肯不忍心看到贫困的苏格兰农村及农民受困于高利贷的盘剥，立志为改善穷人的财务状况而努力的精神令人感动。有一次去英国，我还专门去参观了这家世界上最小的乡村储蓄银行。从资料上看到，该储蓄银行四年的存款才1000英镑，不到造币厂长牛顿半年的工资。然而，这是穷人自立互助的开端。

今天我们去欧洲，还会看到许多国家的银行招牌上写着：赖夫艾森银行。尽管这些银行之间没有任何股权或其他联系，但150多年前的合作银行名称依然为大家所共用，历史记住了在金融历史上作出贡献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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