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接“负面清单”与“竞争中性”

最让人关注的是，对于最近出台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下称《清单（2018年版）》），如何对接“负面清单”和“竞争中性”原则，并看齐“制度型开放”。

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一直以准入审批加优惠措施的方式实施管理。2008年开始，传统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开始转型，而本次《外商投资法（草案）》第四条明确了“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负面清单最初进入国民视野，是作为外资管理的方式。彼时，我国在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引入“负面清单”概念。谈判本身启动了中国国内对外商投资体制改革的广泛讨论。其中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应该用正面清单渐进方式实行投资自由化，还是使用负面清单即高水平方式实行投资自由化。

目前，除去外商投资法引入负面清单制度，中国今年下半年已经陆续出台了三张负面清单。除了近日公布的《清单（2018年版本）》，在中国政府6月29日公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中，大幅度放宽了市场准入，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而6月30日公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则在全国版的基础上，再缩短三条。

比较这三张负面清单的不同，高峰说，刚刚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适用于境内外投资者的一致性管理措施，也就是说，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内外资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均应符合清单的统一要求。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适用于境外投资者在华投资经营行为，是针对外商投资准入的特别管理措施。两个清单都体现了“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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