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2007年，商品出口年均增长28.9%，几乎比改革开放39年高出近1倍，这其中主要就是民间企业优化要素配置的功绩。它们一手大量招聘中西部农民工，一手大量引进实用先进工艺技术装备，造就了中国经济的一段出口景气。

浙江民间企业在这一段的表现最为抢眼。2010年，浙江流动人口总计1990万，占全省常住人口36.6%，居全国第四位；浙江越是工艺技术先进的工业企业，引进装备比重越高，甚至高达80%以上。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车间细微颗粒，内装修材料也是进口的。1998年~2011年，浙江出口按美元计，年均增长31.2%，GDP年均增长14.2%，双双大幅高于全国，奠定今日辉煌。

《共产党宣言》有一个发展民间经济的口子，可以对此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人生最积极的行为莫过于创造发明，民间创业即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共产党宣言》上说，“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既然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就一定有创造发明，就一定有个体自主创业，就一定是从最简原则出发，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模式。

就本质而言，民间创业与牛顿、爱因斯坦等的科学发现，具有同样积极的伟大意义。民间创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个体挣脱贫困束缚，奋力改善自身福利的积极行为；民间创业在当下，是遵循内心呼唤，服务社会大众，创造人生辉煌的价值追求。

“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这是晚年马克思在其去世前8年的1875年，修订《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时说的一句话。不过马克思否认“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然而马克思并未指出前者与后者的差别。联系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至少表明，马克思在其晚年并不否认由劳动而致的对于财富的个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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