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作用增大的另外一个表现则是各国央行或多或少介入金融监管。以往各国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很少介入具体的监管。金融危机后，人们意识到，如果央行一点不了解、不介入金融监管，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地位就会大打折扣。因而，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强化了美联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英国政府把金融监管权从金融服务局转移到中央银行。如此种种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倾向。

与上述第一个变化密切相关，我们观察到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前所未有地显著化和复杂化。货币政策外溢并非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但金融危机后，其规模和影响则是以往不可比拟的。它首先表现为跨境资本的活跃程度上，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境资本的金额有所下降，之后持续扩大，并很快超过了危机前的最高点。尤其是进出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随着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和退出，呈现了明显的潮起潮落。在汇率方面，随着美国在2014年年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主要新兴国家货币都经历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轮贬值。在利率方面，危机期间，主要新兴国家国债利率下行，与美国国债利率保持稳定。然后，当美国开始退出量化宽松后，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国债的利差显著扩大。利差的扩大加上贬值的压力，促使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出，而资金的外流或外逃又加大了贬值的压力，这种自我加强的恶循环已使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岌岌可危。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遭受了重大损失，痛定思痛，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将金融监管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第三个变化。金融监管包含了二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各国国内的金融监管，二是国际间金融监管的协调。就国内监管而言，监管的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抛弃了“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那种自由放任的观点。监管体系方面，以往那种部门化、碎片化的情况得到了改变，出现了整合、相对集中的倾向。由传统的多头监管向双峰监管甚至一元超级综合监管转变，同时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总体上说，金融监管正在向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转变。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仅靠各国国内金融监管只是防止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除此之外，还必须加强国际间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合作。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欧洲稳定机制（ESM）、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等新型经济、金融治理组织或机制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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