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危机的爆发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评级机构，但其当年的确没能扮演好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不过，危机后的监管不断趋严，且海外对于分离信用评级业务和辅助性业务有很严厉的约束。

例如，穆迪分为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穆迪分析。前者是由发行人付费，后者则是由买方机构埋单，实时动态提示风险。这两者是完全独立的，根据美国的监管有严格的防火墙设置。

强化自有风控框架

“其实海外大型机构都有自己的信评团队，基金经理也会密集调研，绝对不存在‘闭着眼睛买债’的情况，因此对于评级机构的依赖度也并没那么高。”某境外评级机构人士对记者表示。

除了评级机构，“信自己”是多数外资机构“防雷”的最佳手段。未来，国内机构对于内部信用分析的能力建设有待提升。

瑞银资管债券基金经理楼超对记者表示，基本每只券都是以机构的内部评级为主，充分利用机构环球信用研究体系结合分析员对本地企业的熟悉度。一般会通过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分析模式，投资级别的信用债采取自上而下的行业研究，先进行一些行业的筛选，然后进行公司基本面判定。而非投资级别的一些信用债就更多以自下而上形式去精选个券，不会拘泥于行业。

国内机构人士也普遍表示，需要对财务数据做更详尽的分析，对于现金管理能力较弱、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民企尤其如此。尽管今年外部评级机构对“爆雷”企业的评级调整普遍滞后，但其实多只债券早就出现了非常规迹象。

例如此前“爆雷”的凯迪生态（16凯迪03，16凯迪债)
，其收入及资产主要来自生物质发电业务，这就意味着盈利很不稳定、受政策影响很大，且凯迪生态的负债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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