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隐性债务规模较大，但像合肥市级财力较强，算上隐性债务后的政府债务率低于67%，远低于100%的国际警戒线，债务安全可控。但财力较弱的黄南州则坦承，债务规模与自身财力不匹配，债务负担沉重，债务风险凸显。

乔宝云表示，相当部分地区的隐性债务规模超过显性债务，尤其是像黄南州这种财力较弱的地方风险较大。

隐性债务增长过快，规模过大引起中央警惕，一些解决措施已经相继出台，初步遏制了隐性债务增长。

去年中央明确提出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财政部“封杀”地方政府借融资平台公司、政府和PPP模式、政府性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变相举债通道，各项清理整顿工作也已经展开。而针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的问责风暴也已经刮起，涉及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人士，不少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直接被撤职。

“地方隐性债务形成是地方政府治理问题，单靠财政部一家无法解决。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意义重大。”乔宝云说。

化解之道：地方担责，多招化解

乔宝云认为，隐性债务之所以风险大，主要原因是债务不透明，因此，处置隐性债务风险首先要使得债务透明化。

不少省市为落实中央精神，在今年相继部署摸清隐性债务规模，并出台化解隐性债务方案。其中一大难题就是隐性债务的口径如何确定。

乔宝云说，地方政府变相举债花样很多，如果靠正面清单形式列举隐性债务标准将很容易突破。因此采取实质重于形式来认定隐性债务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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