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在电商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前一天，表决稿又将原四审稿草案中“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修改为“相应的责任”，删去“补充”二字。最终，平台的责任划定表述历经了从“连带责任”到“补充责任”，最终敲定为“相应责任”。

“这一过程暗含了各方的利益博弈。”尹中卿透露，“有平台代表认为‘连带责任’过于严格，但其后改成‘相应的补充责任’太轻了。最后定稿的时候改为‘相应的责任’，这比较平衡。”

而在四审稿中，由“连带责任”改为“补充责任”的修改曾引发强烈的质疑和争论。徐显明、蔡昉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公开表示不赞同，认为这一修改是“开倒车”，减轻了平台责任。

作为提出“补充责任”修改意见的主要呼吁者，李勇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责任体系的争议核心在于原有的责任体系与监管体系，已不适合于当前的新平台经济架构， 根本原因在于法律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

“平台的责任分配机制应该有创新，这是由平台经济特征决定的。”李勇坚表示，在新型责任体系下，平台应承担有限责任，包括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也非传统的完全无责任体系。

从法律上说，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就意味着，消费者权益受损时，既可以起诉平台也可以起诉平台内的商家；而“补充责任”则意味着，只有当商家无法满足赔偿诉求时，平台才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同时，对消费者来说，追诉平台自然比追诉平台内的商家来得更简单，但对平台而言，平台内商家数量众多，如果要对每一起可能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意味着沉重的包袱和难以估量的合规风险。

“若让平台包揽责任，则是懒政、不公平思维表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凯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平台对消费者需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资质审查义务等，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平台能够举证说明自己尽到了义务，且不存在过失，则可以考虑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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