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假定如果企业面对惩罚，它会对企业劳动者实施监督和惩罚，劳动者相关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会被显著改变，好事更容易得到激励，不好的事情会被避免。进一步的情形又是这样的：消费者对大企业容易有所作为，政府对大企业实施监督和惩罚更有激励，收益更大；消费者对小企业不容易有所作为，政府对小企业监督和惩罚的激励也不够。那么关键是：消费者基于自身权利将小企业投诉于政府，可以要求政府对小企业实施监督和惩罚，如此这般，消费者对小企业采取行动才有较为有利的成本-收益结构，更愿意付诸行动。

所以，整个逻辑的起点是：消费者对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合理的监督、惩罚的要求，政府有关部门需要由此采取行动；如果有关部门不能响应，也要承担相应的成本。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改变政府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比如，消费者向有关部门举报一个外卖小餐馆不符合卫生规范，有关部门必须证明该餐馆达到了政府有关标准。在其后，政府有关部门可以要求该餐馆证明其整个经营流程符合规范，否则它将受到惩罚。如果有关部门认为要应对的投诉太多，导致部门行动的成本过高，它就可以采取一些事前的措施，比如要小餐馆在开办前达到相关标准，并提供能被监控的手段，有关部门可以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结构权宜行事。还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借助大企业来改变自己的成本-收益结构，比如在外卖领域，有关部门监督每一个小企业（餐馆）成本很高，可以通过美团外卖这类企业采取一些措施，如同要求滴滴公司所做的那样。

最后，重复一遍上述逻辑：消费者对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求，有关部门对企业提出要求，企业对劳动者提出要求。如果考虑到企业分为大企业、小企业，大企业对整个产业链条上的诸多小企业有较强的掌控力。上述逻辑可以演化为：消费者对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求，有关部门对大企业提出要求，大企业对小企业提出要求，小企业对劳动者提出要求。每一种要求都是着眼于提高做坏事的成本。比如一辆滴滴顺风车出了事故，上述逻辑就在发挥作用：社会公众（消费者）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有关部门对滴滴公司提出要求，滴滴公司对每辆顺风车提出要求。类似的，如果从美团外卖卖出的外卖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有关部门对美团提出要求，美团对餐饮店提出要求，餐饮店对从业人员提出要求。

（作者汪亚军为西南大学经管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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