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原巡视员何山则认为，产能指标是政府宏观调控和环保政策的要求，(强执拍卖的)做法违背了行政法的基本要求。何山将产能比作企业的“粮票”，认为企业赖以生存的指标不能用以拍卖，即便拍卖按照相关规定也必须获得当地政府批准。何山直言：如果没有相关批准去做强制执行是错误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汤维建指出，产能指标是一种政策性指标，具有行政许可的性质。工信部的文件开了一个口子，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置换，流通有一定限制。他也认为，“法院的强制性拍卖与工信部的自愿性交易规定相违背，强制执行是一种非自愿交易。”

汤维建还就执行的顺序问题提出质疑，他说：“产能是企业最核心财产，没有产能指标，企业就无法存在了。既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财产，应当先执行其他的财产。如果没有其他财产，只能破产。产能指标拍卖只能在破产时阶段，不能在强制执行阶段。”

此外，汤维建还指出，相关产能实际上已经随着设备抵押给银行，所以强执拍卖存在疑问。“设备已经抵押给银行，生产钢铁的设备和产能指标捆绑，一个是载体，一个是灵魂。没有产能指标，这些设备就是一堆废铁”，汤维建说。

据新钢钢铁有关负责人在此次研讨会上介绍，廊坊市委市政府目前正高度关注这起拍卖案，文安县委县政府已与新钢钢铁沟通了解情况，将按照相关程序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以妥善处理此事。此外，河北省工商联也已关注到相关情况，正在向有关方面了解情况。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