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刘俊海在研讨会上指出，钢铁指标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性质，是否可以像高炉等设备一样拍卖，以及如何估值、拍卖等方面目前仍存疑问。刘俊海指出，“拍卖钢铁产能指标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只有关于产能置换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而且产能置换具有企业自愿的原则。拍卖产能指标应’瞻前顾后’，一方面看到债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得看到考虑债务人情况。此外，工人就业等方面也应当有所考虑。”刘俊海认为，应探索一条包容同归、普惠的路子，既能保护到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能不害及企业生产能力。

新钢钢铁有关负责人表示，被拍卖的炼钢和炼铁产能，接近新钢钢铁总产能的一半。一旦完成交割，意味着该公司应拆掉一半的产能设备，将导致至少一半工人下岗，公司存在“猝死”的危机。作为钢铁企业持续生产经营的核心——产能指标，被强制执行拍卖的情况极其罕见，不仅对企业将造成重大影响，也会造成巨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据悉，在这起拍卖案中，衡水市中院援引了工信部《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第六条指出，“在特定情形下，产能指标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可以进行交易，具有了财产属性，可以作为执行标的进行评估和处置。”但该条款实际上提到，“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实施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导李曙光也分析认为，该案透露出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产能指标交易没有法律依据，容易引发估值、交易纠纷、强制拍卖等方面的很多问题，法院处理过于简单化。而对于产能指标交易，李曙光表示，“这种自发的交易市场是不是合法的市场，是应该打问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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