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杠杆率高’是指钱还不上、坏账多，如果发下去的货币都能充分利用还还得上，不是皆大欢喜吗？”姚洋说，“中国经济中哪些部分还不了钱的危险比较高？恰恰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因为政府信用背书，所以银行愿意把资金投向这两个地方，造成较高债务风险。”

姚洋强调，要降低上述两个方面带来的金融风险离不开改革，即国企改革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但应在货币宽松的环境下推动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紧缩的环境下大家才有改革的动力。我不赞同这种观点，紧缩的情况下恰恰没有改革的空间，因为增长难以保证，最后迫不得已还是会去救它们。只有在货币宽松、经济上行的环境下，中国的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才有改革的空间。”

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姚洋坦言了他对“堵后门”和“开前门”的理解。

“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一定要先清理干净，所谓管死‘后门’，城市的自主性融资只能有一个，就是到市场上去发城投债，由市场来定价。另一个方面要开好合法合规举债的‘前门’，要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性国债。”他说。

姚洋强调，“一定要允许地方政府合理、公开地发行国债，在货币总量降不下来的前提下，市场上的货币总要有用的地方，否则不是变成股市的‘洪水猛兽’，就是变成楼市的‘洪水猛兽’，不如投向城市民生建设，投向基础设施的短板。”

但是，如果按照姚洋的设想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国债，面临的问题将是中国财政赤字率会相应提高。2018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从上年的3%降至2.6%。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日前发文称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提高赤字率。

姚洋也持相同观点，“地方政府客观上已经借了这么多钱，而且每年还都在借，说明确实有这个需求，但现在通过融资平台借得非常不透明，进而带来了金融风险。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承认这个客观现实，通过提高赤字率的方法，让地方政府光明正大地发债借更多的钱改善民生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有‘鸵鸟心态’。我认为，如果能堵住地方所有不规范举债，全部转化为透明、可管理的债券，财政赤字率提高到5%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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