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提醒称，下一阶段“去杠杆”工作应注意避免用力过猛，尽量避免出现“一刀切”现象造成部分民营企业被“误伤”。“去杠杆的目的是把体内的毒瘤饿死，而不是饿死身体里的好细胞。”他说。

姚洋指出，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个别指标出现下行态势，与紧缩政策下对部分民营企业的“误伤”不无关系。“中国的高杠杆率主要集中在非金融国有企业，这也是去杠杆的主要目的，但结果是很多民企的杠杆被降下来了。”

姚洋举例称，“紧缩政策下，有的民企资金出现困难，地方政府欠款几百亿还不上，有的企业甚至被迫停牌或者被国企收购。”

7月底，放宽财政、货币政策的信号已经释放。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提出，要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姚洋认为上述政策方向是积极正确的，紧缩政策不应当再持续。“上半年，紧缩政策从货币、财政、资管‘三管齐下’，其连锁反应就是部分民企停牌、股市下行、经济指标下行。接下来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保护企业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

同时，姚洋提醒称，下一阶段释放出的货币不能再进入之前的“老循环”。他所指的“老循环”是非金融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两方面，他认为正是这两项给中国的金融稳定带来了极大风险。

“所谓‘杠杆率高’是指钱还不上、坏账多，如果发下去的货币都能充分利用还还得上，不是皆大欢喜吗？”姚洋说，“中国经济中哪些部分还不了钱的危险比较高？恰恰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因为政府信用背书，所以银行愿意把资金投向这两个地方，造成较高债务风险。”

姚洋强调，要降低上述两个方面带来的金融风险离不开改革，即国企改革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但应在货币宽松的环境下推动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紧缩的环境下大家才有改革的动力。我不赞同这种观点，紧缩的情况下恰恰没有改革的空间，因为增长难以保证，最后迫不得已还是会去救它们。只有在货币宽松、经济上行的环境下，中国的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才有改革的空间。”

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姚洋坦言了他对“堵后门”和“开前门”的理解。

“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一定要先清理干净，所谓管死‘后门’，城市的自主性融资只能有一个，就是到市场上去发城投债，由市场来定价。另一个方面要开好合法合规举债的‘前门’，要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性国债。”他说。

姚洋强调，“一定要允许地方政府合理、公开地发行国债，在货币总量降不下来的前提下，市场上的货币总要有用的地方，否则不是变成股市的‘洪水猛兽’，就是变成楼市的‘洪水猛兽’，不如投向城市民生建设，投向基础设施的短板。”

但是，如果按照姚洋的设想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国债，面临的问题将是中国财政赤字率会相应提高。2018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从上年的3%降至2.6%。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日前发文称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提高赤字率。

姚洋也持相同观点，“地方政府客观上已经借了这么多钱，而且每年还都在借，说明确实有这个需求，但现在通过融资平台借得非常不透明，进而带来了金融风险。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承认这个客观现实，通过提高赤字率的方法，让地方政府光明正大地发债借更多的钱改善民生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有‘鸵鸟心态’。我认为，如果能堵住地方所有不规范举债，全部转化为透明、可管理的债券，财政赤字率提高到5%也是应该的。”

再次强调加大“投资”力度令不少人联想起2008年的“4万亿”刺激政策。对此，姚洋认为不应过分担心。“中国需不需要投资？太需要了，连北京都需要，中西部的基础设施更是远远不足。现在，地方政府自身税收加上国家财政返客观上还不够，那么通过举债来投资改善老百姓的民生福利应该做得光明正大。”他说。

“而且，对于‘4万亿’，我们恐怕也存在错误认识。近年的过剩产能并不是4万亿带来的，而是此前不断积累的产物。当时央行并没有扩表，只是把闸门开大了，让已经聚集的货币流得更快一些。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年4万亿刺激措施，中国经济早就和其他经济体一样掉下去了。”姚洋说。

“再说，没有4万亿哪来今天的高铁？”姚洋认为正是在4万亿政策下诞生的高铁大幅提高了当今中国人的生活福祉，“铁总也许在账面上现在负债5万亿，但如果把高铁给全国人民出行带来的福利计算进去，远远大于5万亿。”

但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并不是没有需要避免的地方，姚洋指出，“就是那些面子工程，我到每个地方看到最雄伟的建筑就是政府大楼。地方政府扩大投资应该聚焦于提高百姓福利，把面子工程修得无限大，好大喜功，带来巨大浪费，结果也没提高百姓生活，举债进行这种投资就应该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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