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金融不能凌驾于经济之上。回顾我国国情，近两年的“金融热”和金融乱象，已经说明了金融和经济本末倒置可能产生的危害和风险。在实体经济方面，实体企业大量投资金融，甚至放弃主业全力投入金融领域，导致产业空心化和金融过热。在人才流动方面，受金融企业高收入影响，优秀的人才大量进入金融领域，在推动金融产品复杂化的同时，也加剧了科研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人才流失。

四是适度政府引导有利于实现经济金融均衡。金融天然具有逐利性，对利润低、成本高、风险大的小微客户缺少关注。要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通过政府引导，推动金融服务小微个体，提高金融普惠性。如通过贷款贴息、金融机构补贴、保险补贴等手段，引导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但是，政府引导也需要注意对“度”的把握，如果把不具备偿付能力的对象纳入政府支持范围，可能适得其反，产生新的风险。例如，2002-2004年，韩国因为滥发信用卡爆发信用卡危机。又如，美国支持无力供房的个体贷款买房，引发了2007年次贷危机。综合而言，适度的政府引导可以弥补金融体系自身的缺失和不足，助推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作者系财政部金融司司长。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2018年第12期，原题为《王毅：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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