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新生活运动”在你的界定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范围？在书中，抗战爆发之后，中国招待美国空军、照料中国伤员都被你归为运动的一部分。

深町英夫：1934年7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均处于其统一领导之下，主旨在于“教养”中国人民的身体，促使他们成为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国民。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时局需要，该运动的性质灵活地发生了变化，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伤病之友社等下属机构，主要任务便是“抚慰”在战火中疲惫、受伤的群众和军人之身体。

第一财经：书名《教养身体的政治》让人联想到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权力对身体日趋严密的控制，肉体作为一种“生产力”受到权力的干涉，似乎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书中你也有类似的分析。福柯的观点是否对你研究“新生活运动”有较大影响？

深町英夫：上世纪末期以来，援用福柯模式早就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流行手法，就“新生活运动”而言，台湾地区的社会学家黄金麟先生采用的也是这一模式。虽然如此，对于将福柯模式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妥当性和有效性，我一直持较为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一模式最大的意义就是它改变了围绕人类历史的陈旧观念，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移并未带来个人的解放，而生活在近代社会的个人其实处在看不见的监视之下。国民党政权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确也带有同样的启蒙/控制性质，但其结果与欧美、日本（及其殖民地）迥然不同，中国群众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很巧妙地混过当局的监视，使得此运动不了了之。总之，“新生活运动”或许是显示福柯模式之极限的一个案例。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提到，政府和民间都曾试图将中国古代经典与“新生活运动”的条款联系在一起。问题是，既然蒋介石在运动一开始就大谈日本经验，参照的也是西方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反对的则是中国人原有的那套“野蛮”的生活方式，他为何又要援引中国古代的资源来教化民众？

深町英夫：遇到比自己更先进的陌生事物时，在本国历史中寻找类似的事物——这似乎是近代中国人表现出的普遍反应。正如我在拙著中所写，此即为“保持、慰藉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尝试，也是给通过西化的近代化加以正当性及正统性的论述技巧”。与此同时，从孙中山以来，大部分国民党人并未否定传统思想的价值，因此蒋介石很可能并未意识到其与近代化之间的矛盾。

第一财经：从“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动员方式等方面，你也看到，这是蒋介石试图全面掌握政权、塑造个人权威的一个过程。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四面楚歌，到处都是难补的窟窿，他为什么选择看上去细枝末节的生活方式为切口，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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