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吐痰吗？

1940年，为了迎接从美国来到云南驻扎的“飞虎队”，蒋介石命令战地服务团专门设立了招待外籍空军总管理处，旨在为飞行员们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但冲突还是在细微处冒出来。队长陈纳德要求厨师为他煮鸡蛋，规定三分钟，端上来的鸡蛋却是生的。再煮一个，鸡蛋又老了。陈纳德问这位厨师，是怎么衡量“三分钟”的？厨师回答：“看太阳。”

《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四处可见类似的中西文明观碰撞。更早且受到更激烈冲击的，是那些留过洋的国民党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国人卫生习惯和行为举止上的“不雅”，曾让许多社会精英感到羞愧和担忧。深町英夫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蒋介石发起运动时，党内各个派系难得地做出了一致选择，就连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阎锡山和汪精卫，也明确表示赞同，因为“阎锡山和蒋介石同样地担忧着由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而受到列强之压迫的现状”。

“新生活运动”号召民众学习的生活习惯，完全来自西方，这种学习是否成功，在蒋介石眼中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地位。“我们中国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国平等，也就是我们一般国民的智识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国民平等，赶不上他们”，蒋介石曾在一次动员会上如是说。

但当这些标准落到执行层面，矛盾就变得尖锐了。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运动发起者对“文明”的定义。深町英夫就写到这样一件事情：当蒋介石夏季来到庐山时，“新生活运动”标语贴满牯岭街道，比如“妇女不得袒胸露臂，裸露大腿”“不准当街赤膊”。但庐山的外国女人首先破例，只穿裤衩和胸罩，高坐于藤轿上，让长满汗毛的肢体直接裸露在外，与太阳争光。国内的官太太和小姐们群起仿效，宪兵警察也只好装没看见。“新生活就怕洋人”，这是当时民众的讥讽。

深町英夫希望借此说明，“举止是否美观、是否合乎文明，似乎无法用语言固定下来”。并且， “作为判断举止美观标准的身体观、社会观取决于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的阶层秩序，即现实力量的差距”。刘文楠持有同样观点。她说，文明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和政治权力秩序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上，我们也曾有过认为粗鲁生活方式更可贵的时代。”

在《教养身体的政治》中，人们对中西文化的选择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纠结。一方面，“新生活运动”极力主张西方的生活方式，摈弃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回到中国古代经典，寻求某种“正统性”的支撑。蒋介石就曾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阐述源于《管子》的“礼义廉耻”。他认为，中国5000年的文化“本极高尚”，时下粗野鄙陋的状态全是因为丧失了“礼义廉耻”。在民间，江苏一位叫曾毅的中学历史老师曾将《新生活须知》的规定与中国经典中的内容一一配对，以证明“孔子主张的生活”与“今日西人所有的合理生活”一样，“是有意义的，是颇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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