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町英夫看来，这些征引，有“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之嫌”，因为中西、古今的身体观本质上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源于各自对人与社会、身体与精神关系的不同看法。他将儒家的“礼”在孔子身上做了一次有趣的推演，提出一个设问：“孔夫子到底是否曾经吐过痰？”当然并没有史料让我们确定孔子是否随地吐痰，但深町认为，至少对孔子来说，“礼”并不意味着不能在公共场所吐痰，而是不能在地位高于自己的人面前吐痰。

能靠文明礼貌吃饭吗？

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蒋介石却发动了一场看上去琐碎、俗气的“新生活运动”，好像是要在民众生活的鸡蛋里挑骨头。针对蒋介石的决定，胡适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批判它的不合时宜。“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在胡适看来，在国难之中，即便是要开展政治秀，也不能靠文明礼貌吃饭。

胡适的看法，很大程度被后来的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延续，认为这场“不合时宜、有利于掌权者的运动……成果较为有限”。

离开了一定的物质条件，讲求文明的生活习惯，看上去的确很难行得通。比如，如果那位为陈纳德煮鸡蛋的厨师有一块手表，他大概也就不用靠“看太阳”来确定“三分钟”了。刘文楠认为，有些行为规范是和物质、社会条件紧密相关的。比如随地吐痰，对于没有卫生设施的农民而言，在田埂边吐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深町英夫也同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确实是较为合乎情理的因果关系。但他指出，蒋介石等认为国民的教养才是国家富强的条件，这种逻辑在19、20世纪的世界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即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种因果关系的良性循环，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事实上，在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之间，蒋介石并非没有摇摆。刘文楠注意到，1934及1935年，也是他大力发展国防重工业和矿产资源开发的时期，这两方面的建设都隐隐针对日益逼近的日本侵略。从整体上看，随着国防战备压力增加，高层对“新生活运动”的强调逐渐减少。1937年抗战爆发后，整治国民生活习惯的举动已难觅其踪。所以，这场说起来持续了15年的运动，真正的活跃期才不到两年。

中国近代化的潜流

深町英夫对“新生活运动”的观察并未止步于中西之间“身体观”的差异。如书名“教养身体的政治”所显示的，他的关注延伸到了近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国民关系的变化。 “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语，但一般而言，古代国家将其人民视为征发赋税及维持治安的对象。与此不同，近代国家试图将居住于其领土之内的所有人民通过‘身体的教养’培养成能够为国捐躯的国民。”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