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让民众的身体直接置于国家权力之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刘文楠指出：“在此之前，人的行为规范是儒家伦理体系来教化的，往往通过家庭宗族影响个体，而不是直接由国家干预。”中国古代，虽有朱元璋《大诰》、康熙《圣谕广训》等令民众周知的国家法令或人伦道德规范，但最多是在里甲层面作宣讲，并不直接管理民众的身体。

在从皇权社会到近代社会过渡的中间阶段发生的这场运动，最终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深町英夫将原因归结为中国民众的“阳奉阴违”。他在书中援引了这样的材料：一些南昌市民知道周六、周日纠察队会工作，所以会做好准备应对检查，过后就故态复萌。官场上也是如此。根据一位日本驻长沙领事代表的报告，党政军官员在公私宴会上绝不吸烟，也很少喝酒，但私下里，他们都对这次运动不抱希望，因为“运动”无法改变长年传统，官员们私下依然为所欲为。

刘文楠却认为，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民众身上，而是因为权力运行机制与目标无法匹配。“国家要真正实现对公民身体的监视与规训，需要一个全能的政府。而当时，国家的治理能力是相对较弱的。”

十多年前，刘文楠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她曾在课上学习福柯有关“治理术”和“规训”的思想。福柯所说的那一套权力对身体的监视、奖惩与规训，让刘文楠马上联想到了“新生活运动”。但在后来的思考中，她发现，这两种“规训”只是表面上相似。福柯描述的那套层级明确、全面细密的权力机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而与近代中国的权力运行模式有着本质不同。“‘新生活运动’表现的，其实是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之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最后看来，依赖于警察权力的日常生活规训，效果并不好。”

她曾想过要将“新生活运动”作为博士论文主题，但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囊括太多内容的题目，很难驾驭。“它就像一把大伞，下面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全面研究这一运动的努力，都难免挂一漏万。”所以，直到现在，这依旧是一个让她“要放在心里，慢慢做的课题”。

深町英夫当然也意识到了这场运动如多棱镜般的复杂面向。“若将这种‘身体的教养’或近代化过程本身单纯地描绘成是充满希望的或暗淡无光的，均过于片面。应该认为这既是启蒙、改良，又是监视、控制，正如章炳麟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的‘善恶并进，苦乐并进’那样，是苦乐善恶与时代并进的过程。”

对话深町英夫

“新生活运动”或许是显示福柯模式之极限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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