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町英夫：因为蒋介石的确认为国民的教养才是国家富强的条件，他在发起运动时说：“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

第一财经：此前，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当代世界的超级大国未必是由“均质的国民”所构成的发达国家，“身体的教养”不再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现行的“中国模式”可能比发达国家的近代化方式更容易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仿行。基于你对中国近代“新生活运动”的观察，能否解释一下，为何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可以跳过“教养身体”、锻造“均质的国民”的过程？

深町英夫：20世纪末以来，科技发达似乎减低了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均质的国民”的必要性。例如，现代战争不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总体战，因此若能具备高科技兵器，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能对抗发达国家的军事力量。而在当代产业（制造业也好，服务业也好）的工作现场，由于机器和系统的发达，需要熟练工的程度也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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