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废除到蔡元培整顿北大，他用20年研究审视中国教育变迁史(4)

第一财经：你如何平衡西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

应星：我反对将西方概念进行简单对接或改造性使用。更重要的是要体会中国原汁原味的概念，例如现在经常说的“开口子”或抗争政治中的“气”，要体味它的滋味。比如说政治文化，我不会用西方布莱克维尔以合法性为内容的定义，我会关注我们的文件里经常使用的概念，例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等。

另一方面，我也反对拒绝西学，过度强调本土发现。当前很多研究从现象着手，看起来容易，但是做得很粗糙，很随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西学的理论功夫。从现象到经验对象，再到机制与文化的分析，实际上是三个层次。如果没有西学功底的话，你就停留在第一个层面。“讲故事”看似简单，但是不同的人讲出来的味道不同，这也是定量研究瞧不起定性研究的原因之一。社会学中，真正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个自在物，而是经过理论再造的，通过理论推演而形成，是塑造出来的。

第一财经：你一直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那么这种想象力体现在哪里?它如何与史学融通?

应星：“社会学的想象力”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如何提问，研究什么问题，问题的总体意义是什么;第二是如何做材料之间的推断。现代史学研究都是实证史学，其优点与不足同样明显，就是要求“每一句话都需要材料。”但是，实证史学的麻烦在于，缺乏史料或史料之间很多时候并不严丝合缝而很难做出基本的推断，这就使史学看起来很科学，但实际上很碎片化，难以理解重大问题。我常常想起陈寅恪和同时代隋唐史家的争辩，陈寅恪都是写小文章，一个个小的点，他的小考证看起来平淡无奇，他甚至没有写过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那样的通史作品，但是他的结论却很大，常常讲南北朝三百年趋势。这种讲法，一般史学家是不会同意的。但是，陈寅恪之伟大，就在于他的想象力，他能够通过想象力跨越材料之间的界限。最伟大的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也是陈寅恪与一般专家型史家的区别。我希望能够超越一般的实证史学的做法，能够把想象力带进来，赋予革命、政治文化一个全新的理解。

第一财经：你所主张的“事件社会学”如何既能坚持实证史学，又能超越实证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