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废除到蔡元培整顿北大，他用20年研究审视中国教育变迁史

1922年12月，蔡元培在自己就要脱离北大校务的最后一个校庆日发表演讲，说北大而今开始了谋求贯通中西的研究时代。他行将结束历时五年多对北大的整顿，而他所酝酿的学术果实，才刚刚生根发芽。

学者应星将蔡元培对北大的重塑，看做中国新教育场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在其新作《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中，他审视了30年间教育场域的变迁：科举制度如何被现代学堂所取代、学术社会如何逐渐兴起，并将研究重点落到附着于现代教育制度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边缘地带江西的兴起上。

应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跨越了三段论式的20年。此间，他因《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等前两部著作而声名鹊起。2011年，应星出版《“气”与抗争政治》，将当下中国社会运动的解释资源追溯到传统中国的历史与概念之中。这些著作刻画了应星的学术脉络：呈现现代中国权力的复杂建构，由社会运动体察士气与民风的特殊关联。他向以乡村社会学家示人，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乡村政治与抗争行动，其方法则是社会学熟稔的案例研究，史料虽然经常出入他的研究视野，但并未作为研究的主体。

《新教育场域的兴起》看似是应星观察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一次转型。书中分析了新式教育及其社会结果的三个案例：1895～1913年湖南的科举废除与学堂兴起，确立起学堂新文化资本的支配关系与学生“反体制冲动”的特殊惯习;1917～1923年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试图将大学塑造为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学术社会;1922～1926年江西南昌二中与南昌一师的共产主义运动，则显示出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学校的兴起，与国民党当时的“联共”政策密不可分。

这本书实际上是论文合集，而不是一部主题鲜明、方法精致的专著，但它也显示出应星学术转型的某些线索，例如在现代中国权力建构主题上，从乡村研究经由新式教育最终转向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研究，而且作为社会学家，应星的研究显示出既站立于实证史学基础上，又试图超越实证史学的社会学旨趣。

从一个个小点出发，去仔细体会小点投射出来的总体意义

第一财经：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发现或结论。例如，新教育自1895年开始，为什么呢?新教育场域指什么?它与传统的科举场域有何区别?

应星：中国近代史的正统书写一般从1840年开始。但孔飞力的研究已经表明，要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时间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衰落时间。他认为，后者的标志性时间是太平军起义被扑灭的1864年，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士绅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同意孔飞力的思路。具体从士绅与科举制度的关系转折点来说，由1894年的甲午战败引发的1895年公车上书，是一个关键节点。

所谓新教育场域，是相对传统的科场场域来说的。两者有几点关键的差别。首先，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科举是选拔国家所需的治理人才的制度，而新教育场域以新式学校为中心，以培养具有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的人才为目的。其次，场域成员的心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科举更多培养的是维护皇权统治和传统社会秩序的士大夫，而新教育场域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常常孕育出一种我所谓“反体制的冲动”。

第一财经：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谋求独立的学术社会。这一传统在现当代中国具有怎样的意义?

应星：蔡元培入主北大后，倡导学术独立，意味着不再把读书作为做官的直接通道，不再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奴仆，不再把学术作为舆论一律的工具。通过兼容并包激发思想，通过养成科学养成人格。这一传统从蔡元培开始，到蒋梦麟、胡适执掌的北大，再到今天的北大，尽管在历史的旋涡和动荡中经历了诸多的曲折和艰辛，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辨识出可以真正称得上具有“精神的魅力”的北大精神。当然，北大仅仅是现代中国大学谋求政学关系重构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已。

第一财经：1920年代前期的南昌中等学校继承了新式教育的社会成果，它是怎么成为青年学生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社会载体的?这一“新的政治”是否新式教育的理想结果?

应星：《新教育场域的兴起》并不只是按照“学术独立”来重绘现代中国的政学关系。实际上，学术独立与革命激荡构成了同时贯穿在新式学校的政学关系光谱的两端，不同的学校所偏向的光极是不同的。书中下篇所写的南昌中等学校，偏向革命一极，是所谓“反体制冲动”的一种现代变形。而20世纪三场中国革命又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书中要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学校的兴起，与国民党当时的“联共”政策密不可分。

第一财经：为什么选择湖南，作为论述科举制度崩溃与新式学堂兴起的主要场域?

应星：湖南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和思想史极其重要的一个地区。这里所诞生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之多，恐怕在中国各省中是首屈一指的。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我觉得曾国藩的湘军兴起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孔飞力认为太平军起义被扑灭的1864年是中国近代史真正的转折年代，而湘军在其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曾国藩那种“以经术为治术”的独特的湖南理学思想，那种对王夫之思想的重新发掘，那种开启地方军事化的团练方式，都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湖南学子。顺便说一句，如果今后这本书要出新版，我可能会重写下篇，不再写江西的中等学校，而是写湖南的中等学校，以湖南一师和三师为中心。那样与上篇的衔接会更贴切，其中的张力感也会更强。

第一财经：布罗代尔主张“长时段”思想分析，因为在长时段中，大事件已如“泡沫”一样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构本身。那么，1895年以来新教育场域兴起的长时段，抛离当时的历史事件，如今剩下了什么?

应星：首先我要说明，我虽然赞赏布罗代尔在历史研究中对三个时段的敏感及在长时段研究上的贡献，但并不同意他那种割裂结构分析与事件分析的做法。我这本书的研究有点像他所说的局势即中时段研究，我觉得以局势为中心在某种程度上能兼顾结构和事件。对1895～1926年这三十年新教育场域局势的研究，我最后的结论是：其间充满了各种分岔，但“为学问而学问”与“为救世而学问”已经成为并置在一起的生活方式。

第一财经：以前研究乡村政治，为什么会转向“新教育场域”这一新研究领域?在研究主题上是否以及有怎样的延续或拓展?

应星：我有一些一以贯之的兴趣，即在历史中去理解现代中国权力的复杂建构，在革命和社会运动中去体察士气与民风的特殊关联。

当然，我所用的“权力”概念，是广义的，是从福柯的意义上讲的，包括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单纯指国家、政党。在现代性的构建中，权力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权力对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与文化联系在一起。我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学术关怀就是，现代中国的这套制度或体制是怎么来的，它的文化与运作如何解释。我的研究只不过是去呈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与社会结果。

第一财经：你如何平衡西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

应星：我反对将西方概念进行简单对接或改造性使用。更重要的是要体会中国原汁原味的概念，例如现在经常说的“开口子”或抗争政治中的“气”，要体味它的滋味。比如说政治文化，我不会用西方布莱克维尔以合法性为内容的定义，我会关注我们的文件里经常使用的概念，例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等。

另一方面，我也反对拒绝西学，过度强调本土发现。当前很多研究从现象着手，看起来容易，但是做得很粗糙，很随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西学的理论功夫。从现象到经验对象，再到机制与文化的分析，实际上是三个层次。如果没有西学功底的话，你就停留在第一个层面。“讲故事”看似简单，但是不同的人讲出来的味道不同，这也是定量研究瞧不起定性研究的原因之一。社会学中，真正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个自在物，而是经过理论再造的，通过理论推演而形成，是塑造出来的。

第一财经：你一直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那么这种想象力体现在哪里?它如何与史学融通?

应星：“社会学的想象力”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如何提问，研究什么问题，问题的总体意义是什么;第二是如何做材料之间的推断。现代史学研究都是实证史学，其优点与不足同样明显，就是要求“每一句话都需要材料。”但是，实证史学的麻烦在于，缺乏史料或史料之间很多时候并不严丝合缝而很难做出基本的推断，这就使史学看起来很科学，但实际上很碎片化，难以理解重大问题。我常常想起陈寅恪和同时代隋唐史家的争辩，陈寅恪都是写小文章，一个个小的点，他的小考证看起来平淡无奇，他甚至没有写过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那样的通史作品，但是他的结论却很大，常常讲南北朝三百年趋势。这种讲法，一般史学家是不会同意的。但是，陈寅恪之伟大，就在于他的想象力，他能够通过想象力跨越材料之间的界限。最伟大的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也是陈寅恪与一般专家型史家的区别。我希望能够超越一般的实证史学的做法，能够把想象力带进来，赋予革命、政治文化一个全新的理解。

第一财经：你所主张的“事件社会学”如何既能坚持实证史学，又能超越实证史学?

应星：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通常关心模式、结构、概念，而较少关心具体的概念、具体的事件，不擅长做个案史研究。我提出“带着总体的关怀，进入地方史、事件史的研究”。我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处理史料，不能等历史学家给你做好，第一手的史料要自己去梳理。“事件社会学”的另一个关键是事件选择的背后，体现的是你的“总体关怀”，否则革命史浩如烟海，随便找个题目一辈子都做不完。从一个个小点出发，去仔细体会小点投射出来的总体意义，这就是“事件社会学”的宗旨。

第一财经：本书是你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起步，未来有什么计划?

应星：我现在全力以赴做的事，是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社会学界，试图与史学界的有识之士一起开拓“新革命史”的研究。粗略地说，我希望在借鉴实证史学的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逐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但也才刚开始。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新的著作，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反正不着急，就坚守在冷板凳上，一点一点往前推吧。

《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1895-1926》

三联书店2017年5月版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6月版

《“气”与抗争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