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废除到蔡元培整顿北大，他用20年研究审视中国教育变迁史(3)

第一财经：为什么选择湖南，作为论述科举制度崩溃与新式学堂兴起的主要场域?

应星：湖南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和思想史极其重要的一个地区。这里所诞生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之多，恐怕在中国各省中是首屈一指的。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我觉得曾国藩的湘军兴起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孔飞力认为太平军起义被扑灭的1864年是中国近代史真正的转折年代，而湘军在其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曾国藩那种“以经术为治术”的独特的湖南理学思想，那种对王夫之思想的重新发掘，那种开启地方军事化的团练方式，都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湖南学子。顺便说一句，如果今后这本书要出新版，我可能会重写下篇，不再写江西的中等学校，而是写湖南的中等学校，以湖南一师和三师为中心。那样与上篇的衔接会更贴切，其中的张力感也会更强。

第一财经：布罗代尔主张“长时段”思想分析，因为在长时段中，大事件已如“泡沫”一样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构本身。那么，1895年以来新教育场域兴起的长时段，抛离当时的历史事件，如今剩下了什么?

应星：首先我要说明，我虽然赞赏布罗代尔在历史研究中对三个时段的敏感及在长时段研究上的贡献，但并不同意他那种割裂结构分析与事件分析的做法。我这本书的研究有点像他所说的局势即中时段研究，我觉得以局势为中心在某种程度上能兼顾结构和事件。对1895～1926年这三十年新教育场域局势的研究，我最后的结论是：其间充满了各种分岔，但“为学问而学问”与“为救世而学问”已经成为并置在一起的生活方式。

第一财经：以前研究乡村政治，为什么会转向“新教育场域”这一新研究领域?在研究主题上是否以及有怎样的延续或拓展?

应星：我有一些一以贯之的兴趣，即在历史中去理解现代中国权力的复杂建构，在革命和社会运动中去体察士气与民风的特殊关联。

当然，我所用的“权力”概念，是广义的，是从福柯的意义上讲的，包括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单纯指国家、政党。在现代性的构建中，权力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权力对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与文化联系在一起。我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学术关怀就是，现代中国的这套制度或体制是怎么来的，它的文化与运作如何解释。我的研究只不过是去呈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与社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