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废除到蔡元培整顿北大，他用20年研究审视中国教育变迁史(2)

第一财经：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发现或结论。例如，新教育自1895年开始，为什么呢?新教育场域指什么?它与传统的科举场域有何区别?

应星：中国近代史的正统书写一般从1840年开始。但孔飞力的研究已经表明，要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时间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衰落时间。他认为，后者的标志性时间是太平军起义被扑灭的1864年，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士绅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同意孔飞力的思路。具体从士绅与科举制度的关系转折点来说，由1894年的甲午战败引发的1895年公车上书，是一个关键节点。

所谓新教育场域，是相对传统的科场场域来说的。两者有几点关键的差别。首先，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科举是选拔国家所需的治理人才的制度，而新教育场域以新式学校为中心，以培养具有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的人才为目的。其次，场域成员的心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科举更多培养的是维护皇权统治和传统社会秩序的士大夫，而新教育场域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常常孕育出一种我所谓“反体制的冲动”。

第一财经：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谋求独立的学术社会。这一传统在现当代中国具有怎样的意义?

应星：蔡元培入主北大后，倡导学术独立，意味着不再把读书作为做官的直接通道，不再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奴仆，不再把学术作为舆论一律的工具。通过兼容并包激发思想，通过养成科学养成人格。这一传统从蔡元培开始，到蒋梦麟、胡适执掌的北大，再到今天的北大，尽管在历史的旋涡和动荡中经历了诸多的曲折和艰辛，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辨识出可以真正称得上具有“精神的魅力”的北大精神。当然，北大仅仅是现代中国大学谋求政学关系重构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已。

第一财经：1920年代前期的南昌中等学校继承了新式教育的社会成果，它是怎么成为青年学生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社会载体的?这一“新的政治”是否新式教育的理想结果?

应星：《新教育场域的兴起》并不只是按照“学术独立”来重绘现代中国的政学关系。实际上，学术独立与革命激荡构成了同时贯穿在新式学校的政学关系光谱的两端，不同的学校所偏向的光极是不同的。书中下篇所写的南昌中等学校，偏向革命一极，是所谓“反体制冲动”的一种现代变形。而20世纪三场中国革命又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书中要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学校的兴起，与国民党当时的“联共”政策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