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养老保险改革寻求突破，“一支独大”亟须改变(5)

霍尔茨曼表示，NDC并不是解决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问题的“万能灵药”。比如，NDC或许可以解决空账，但它解决不了社会统筹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调整的问题，即使解决了“空账”，如果社会统筹部分仍然是扭曲的，养老保险制度也难以达到整体上的最佳效果。

霍尔茨曼也同意公共养老金应该主要基于现收现付的财务模式。空账问题不仅是金融市场的问题，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人们期望更多的投资回报，但是政府由于风险太高而不会统一。在从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制度转向积累制时，政府应该对转轨成本负责，但政府也很难做出承诺。

养老金改革的挑战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1981~2011年间，有36个国家实施了把公共养老金由给付确定型现收现付制（NDB）部分或全部转换为缴费确定型积累制（FDC），一些实施了部分积累制的国家还同时实施了把NDB制度转换为点数制和记账制（NDC）的改革。但世界各国最近的情况表明，36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撤回了这种改革，其中有9个国家全部撤回了。

霍尔茨曼说，这些国家养老金改革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金融产业的条件不具备，有的是财政支持跟不上，有的是政府或政治支持发生了变化，有的是强占私人财产或者降低了显性的公共债务等等，这表明养老金系统改革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筹资、个人化、贫困与政治经济四大挑战，而来自劳动市场与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越来越明显。

郑功成认为，从NDB转向FDC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现在这些国家又大多从积累制回到或部分回到现收现付制，包括实现完全积累制的智利在2008年重建团结养老金（实质是公共养老金）。这不仅意味着积累型、账户化的养老金面临的风险巨大，还表明现收现付型公共养老金具有它的生命力。

同时，鉴于1998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对基金制养老保险保持警惕是必要的，尤其是法定的基本养老保险。中国现在的各种养老基金积累总数达8万亿元，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加，贬值风险不仅是现实的，更是需要认真应对的、长远的重大问题。

因此，郑功成不赞成在法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上大做文章，而是主张确保一个稳定的、共济型的、现收现付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给老百姓一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养老金系统性改革只是走向积累制、个人账户化，离人们期望一个确切的、公平的制度安排将愈行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