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冲击全球贸易格局
（三）全球贸易治理的不确定性上升。
全球贸易治理缺乏领导力，多边、区域等各层面接连遇挫，未来发展方向充满不确定性。二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了GATT/WTO多边贸易平台，中国加入WTO则进一步巩固了以多边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但2008年多哈回合部长级会议失败后，美国意识到已经无法在多边平台主导全球贸易治理，奥巴马政府基本放弃了WTO，转而向TPP、TTIP以及中美BIT等投入大量精力，试图在区域和双边平台中各个击破。尤其是2015年TPP突破性地完成谈判，一度被视为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风向标。但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退出了美国主导完成的TPP，将与欧盟的TTIP谈判和与中国的BIT谈判束之高阁，要求重新谈判已经实施23年的北美自贸协定，区域和双边平台也遭遇到重大挫折。由此，各方对未来全球贸易治理应该如何推进的分歧进一步加剧，贸易规则标准提升的方向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当前全球化发展的问题与不足
（一）全球化的发展红利并没有合理均衡分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增长也因此经历了长期繁荣，但全球化红利在各国的分配却不尽合理，很多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遇到了融入难、发展难的问题。一是过去的全球化由海上贸易而生，总体上海洋国家占据全球贸易主导地位，大陆国家和地区缺乏融入全球贸易格局的互联互通途径，如哈萨克斯坦等内陆国家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二是过去的全球贸易角色固化，部分国家虽然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但没有机会开启工业化进程，如中东、拉美等地区。三是过去的全球化利用新自由主义理念干涉别国发展政策，标准过高、节奏过快的自由化反而使一些国家遭遇危机甚至陷入停滞，如经历1998年金融风暴的东南亚地区。
（二）跨国资本流动过度自由化的双刃剑效应加剧。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资本流动是改变全球贸易格局的重要推力，但在各国政策难以充分协调的大背景下，跨国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背离越发突出。在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取巨额收益，但为了避税使得大量对外投资收入长期滞留海外，少量海外收入汇回不足以弥补货物贸易巨额逆差，导致国家经常账户严重失衡。2014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为3920亿美元，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高达15034亿美元，即便扣除掉别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收入，也超过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带来了产业和技术，但也让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全球贸易格局的低端锁定陷阱，从东南亚到中国的众多国家都遇到了这一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