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飘向全世界的工业浪漫主义之雾

在19世纪，无论是美国工业城镇的要员、德国工业领袖、俄国大臣还是日本改革家、中国知识分子，都把不断冒烟的工业烟囱看作是进步、繁荣和权力的象征。美国商人W.P.伦德在1892年宣称：“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这在我看来很美。它代表人类正在改变大自然力量的潜力，让人类生活更为舒适。”1872年到访伦敦的日本岩仓使团发现，当地“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富强的原因了”（《日本政治史》）。在这些人眼里，这意味着理性战胜了迷信，象征着人类所能驾驭的恐怖力量，可以不断服务于人民生活的提升，最终为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权力——至于长期的环境后果，那还没空为此操心。1900年，一些地处化工厂烟囱下风向的巴塞尔居民曾试图抗议厂房扩建，但即刻遭到否决，因为化工是德国强大、瑞士繁荣的重要原因，“别指望工厂区有阿尔卑斯山的好空气”。在当时那个“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人们也顺理成章将这种工业潜力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一战前有位英国作家到德国旅行，觉得“这些新工厂的每一根烟囱都像炮一样指着英国”；诗人穆木天也在1936年的《黄浦江舟中》一诗里将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工厂视为莫大的威胁：“恒丰纱厂的烟囱突立着，/宛如无数的待命的枪支，/向着我们在瞄准着。/在云烟尘雾的层中，/像是一涡一涡的毒瓦斯……”

在急切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人心目中，“伦敦雾”恐怕正是美妙的象征，但那不是出于审美，而是为了谋求力量。1932年，著名报人戈公振前往苏联考察，他眼中的苏联一切均美好而伟大：“汽锅的声响是刺耳的，黑烟是受人嫌厌的，不过此时将自然和人为的整个看起来，反形成起美观而伟大。”（《从东北到苏联》）因为“黑烟”正代表着一种改造自然的工业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规划的重心之一，就是把中国城市的职能从“消费”转向“生产”。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想选一家上海工厂采访，有关部门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选定了上海炼油厂，原因是炼油厂有大烟囱，有高炉管道，很有一些现代化工业的气派。安东尼奥尼的摄制组去了，但却只拍了上班工人。

这在现在看来，已多少有几分不可思议。在这个意义上，把对“伦敦雾”的观察重点放在文化心理上，或许是适宜的：这一工业浪漫主义之雾的消散，毕竟首先是在人心里。

《伦敦雾：一部演变史》

【英】克里斯蒂娜·科顿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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