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飘向全世界的工业浪漫主义之雾

雾的消退

英国诗人雪莱曾说过，“伦敦有如地狱，一个人口稠密又烟雾弥漫的城市”。然而，现在看来似乎很难理解的是，那时的英国人尽管深受其害（维多利亚时期空气污染致死的英国人数量，粗估为1890年代全球平均值的4～7倍），但正如杰克逊·雷牧师所讥讽的，“伦敦人宁愿呼吸碳、灰尘、水汽混合的浓浆，被呛个半死，也不愿处理他们生产的烟尘”。主要原因之一是整个19世纪都在争论污染的根源究竟主要是工业还是家庭燃煤——但显然，无论是哪一个都很难避免，在没找到替代能源和优化能源效率的办法之前，英国人既不可能放弃工业立国，更不可能触犯民众。即便工业家们后来在政治压力和效率驱使之下提高了燃烧效率，但家用炉床的燃煤仍是改革者不敢触碰的禁区。迟至1945年，英国政府试图趁战后伦敦重建的契机彻底去除煤烟时，乔治·奥威尔仍激烈为家内炭火辩护，说它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直到1952年12月一场连续一周的大雾夺走伦敦4000人的性命，才结束了这场争议。

然而，当一种事物消逝之后，它往往就变成了人们怀念的对象。在作家伊夫琳·沃写于1941年的小说《打出更多旗帜》中，雾的消退成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象征：原先“我们有雾蒙蒙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一堆丰富的、模糊的、美得令人窒息的话语”，而如今，“雾消散了，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现在这副样子。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认同了这副样子。”这并不仅仅是说一种审美上的趣味（“雾中的伦敦有如仙境”之类），而是一声更为沉重的叹息，因为雾的消散有其代价，简单地说，意味着大英帝国不再是那个主导着世界秩序的世界工厂了。

由于《伦敦雾》一书原先的基础是文学研究（作者原本只想写狄更斯小说中的伦敦雾形象），因而侧重的终究是“英国人如何看待伦敦雾”的问题，不经意间更多地从文化史的角度来阐释它所蕴含的象征意味，然而，身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人或许未能深切意识到，伴随这种现代产业之雾的，还有另一种工业浪漫主义想象：它不仅是一种“伦敦特色”，一种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忍耐的存在，还是国家富强的象征。这种心态在后发国家中更为常见，他们往往怀着羡慕而非嘲讽的心态在看待伦敦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