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飘向全世界的工业浪漫主义之雾

那正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日不落帝国蒸蒸日上，而在它的首都却常常不见天日，以至于1897年的一幅英国漫画上借用初抵伦敦的法国人口吻自嘲：“哈哈！我的朋友，现在我知道你说的日不落帝国是什么意思了！绝对是！因为太阳根本就不升起来！”正如书中所言，“雾已经变成了伦敦本身，还夺去了伦敦原有的形貌和界限，把它变得模糊、神秘、令人困惑……这座城市将自己隐匿在大雾中，试图挫败每一个冒险者，制造混乱和痛苦。”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的笔下，进入了文学想象世界的伦敦雾变成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隐喻，承载了诸多意义——事实上，它的许多特征，例如模糊、危险、犯罪、感官与理性的迷乱等等，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对此态度最悲观的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某种程度上，他把雾看作是伦敦自身恰到好处的隐喻，是工业化的化身，每个人都受困在这团模模糊糊的空气中，看不到光明。不过仅仅讨论伦敦雾本身是无法充分理解狄更斯的抨击的，倒不如这么说：在他说“没有生命的伦敦是一个浑身煤炭的幽灵”时，隐含的另一层意味是：他所赞许的是那个“乡村的英格兰”。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当时的欧洲虽然进入了城市文明的新时期，却又普遍向往自然：“十九世纪早期发明了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即前往气候更适宜的地方旅行，但医生所建议的旅行目的地却矛盾至极。南方、山区、沙漠、岛屿——地点尽管各不相同，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兴许在狄更斯心目中，雾也是伦敦的一种“疾病”：与那种自然的、具有神性的乡村相比，伦敦则是一个充满人为（雾中的路灯甚至取代了太阳）的世界，这里的人们追名逐利，生活干瘪无趣，雾是他们本性迷失的象征；而这种高速发展的城市，正是以牺牲田园牧歌的生活为代价的。

雾似乎还契合了现代大都市的一个基本特征：匿名性。与乡村这种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不同，都市里是大量的陌生人在互动。这带来一种矛盾的后果：身份地位的模糊性和流动性既给人以不受约束的自由，同时又制造了混乱、威胁与无序。其中，女性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她们既是受保护的对象，又常被视为社会堕落的象征。然而，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认为“女性在没有男性陪同下走在街上是不体面的”，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意味着女性单独上街在当时并不少见。时代已经变了，雾也为女性走向公共空间带来掩护。就像《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一书所指出的，近代初期的巴黎也催生了一类新型的女性，她们更美丽动人、世故老练，也因而更危险；在自由出入公共场所时，上层社会女性想有一种“随时能戴面具出行的特权”，因为这可以使她们“随心所欲地隐藏或者展示自己”。如果是这样，那伦敦雾对女性而言，也是浪漫爱情的隐匿与掩护，尽管它也常常意味着有不可预测的危险埋伏在暗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