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团队称对争论“有些失望”：一些没看完报告全文就激烈反对(3)

廓清讨论的框架范围

对于《吉林报告》的结论，孙建波认为，东北问题“不在产业结构，而在制度和文化”，特别是“政府的官场理念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也表示，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

不过，《吉林报告》援引了吉林大学教授赵儒煜研究结论，赵儒煜通过详细梳理东北的结构变迁历史后认为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源于“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体制固化”的束缚所致，“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付才辉称，这一观点跟团队是一致的。但是，在东北经济发展局势严峻以及国家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际，《吉林报告》颠覆性地触及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引发大讨论在所难免。梳理当前市面上的讨论，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两个方面。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这是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赶超思维;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报告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因此遭到反对。

他坦承，报告是以吉林省的禀赋结构，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物质资本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等为分析的出发点，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当然官僚体系也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他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因为体制是内生的而且是需要渐进式改革的，要在发展中解决，并非解决了体制问题，产业发展就会自发产生，也不是只发展不需要解决体制问题。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其实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因此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要在全局的改革还在深化过程中，针对特定产业及特定地区如工业园，实行一站式服务来改善营商环境，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吉林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