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俊：美国的“老周期”，中国的“新周期”(3)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本质在于技术发展的浪潮。面对未知的技术进步，当然有人悲观，有人乐观。这些对立的观点，在近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起落》和《第二次机器革命》这两本书中分别有所体现。有趣的是，虽然熊彼特和凯恩斯彼此敌对，但他们的理论合在一起却构成了一个闭环。熊彼特解释了需求冲击从何处来，而凯恩斯解释了需求冲击发生后会怎样。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技术冲击是广义的，并不限于科学技术。比如，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不到3美元跳升至12美元，这就是一个负向的技术冲击。高油价使得西方被迫减少能源消耗，调整生产结构，从而出现了滞胀的现象。而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由于把发展中国家的数亿劳动力纳入了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可以说是一次正向的技术冲击。

这种技术冲击一旦发生，就会对经济学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基础是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通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出现了通胀和失业同时上升的现象，构成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致命一击。之后新凯恩斯主义兴起，对传统凯恩斯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但仍然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存在的，而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中央银行的政策基础。近年来美联储之所以急于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正是因为担心失业率下降之后，通胀就将开始上升。

但是，这几年来全球宏观领域最重要的现象，就是通胀率长期低于预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全球化和自动化降低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即使劳动力市场已经非常紧张，但工资依然很难上涨。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已死。这对于宏观经济学和中央银行的政策实践，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假以时日，宏观经济学必将再一次发生巨变。

上面就是笔者对于西方语境下经济周期的一些理解。在这里，笔者更愿意强调理论背后的驱动原因和时代背景，而非具体的一些波动规律，比如坊间常说的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或者康波等。原因在于，第一，这些规律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总结出来的，第二都是发生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时代，第三是都是发生在技术前沿的国家，而非中国这样的赶超型国家。因此，这些规律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现实意义，并不适合直接套用到中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