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失踪”半个世纪的天才诗人(5)

“钱锺书也住7号楼，进出总经过我家。钱先生每次遇到我总说，蔚英啊，你有什么困难一定告诉我。说了好几遍。”她认为生活勉强可维持，从没麻烦过钱家，但对钱锺书十分感激。

“我们在燕南园结婚时，钱先生就来参加婚礼，还送了贺礼。他与兴华应该是通过宋淇认识的。”谢蔚英说，早在1943年，吴兴华还是学生时，就看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初稿(当时名为《杂感集》)，“兴华提出的意见，钱先生都接受了”。

吴兴华任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时，钱锺书与他们同住中关园。吴同记得，钱家三口喜欢晚饭后在中关园散步。“每次走到我们家这儿，钱伯伯会跟伯母和女儿说，你们先回去，我要跟吴先生聊一会儿。然后钱伯伯就到我们家来，和我父亲在书房聊天，谈笑风生，总是特别高兴。”

“他们一直挺投机的。”谢蔚英说，吴兴华与钱锺书一样爱读侦探小说，喜谈古诗，又都有学贯中西的学养。“兴华被划右派，很多人都不敢接近，只有钱先生，每次见面依然跟他说话。”

大女儿吴同从东北兵团回京，没有工作，杨绛让她抄《堂吉诃德》译稿。“抄五六页就给十块钱，远比应该付的要多。她怕我不肯接受帮助，变相地来帮我们。”谢蔚英说。

翻译家李文俊曾说起一件轶事。在干校时，有年轻人请教钱锺书英文问题，他看一眼，说：“这种问题还来问我，去问谢蔚英就行了。”谢蔚英在社科院文学所图书室管理外文书刊时，钱锺书常在借书时与她闲聊打趣，博美人一粲。

吴兴华诗集手稿封面

被历史淹没的诗人

如果不是宋淇，吴兴华在诗歌上的才华恐怕要被历史永远淹没。

抗战结束后，宋淇将吴兴华的一些作品带到香港，在《人人文学》上署名“梁文星”发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又将12首诗介绍到台湾《文学杂志》，主编是夏济安。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回忆，当时除了编辑，没人知道“梁文星”就是内地的吴兴华，更不知道这些作品写于十几年前。夏志清曾评价吴兴华，“其学力、眼力之高，想四十年代诗人无人可及”。

他的新诗创作始于1936年，止于1949年。抗战时期，吴兴华的诗在封闭的华北文坛评论界就引起一些学者关注，称他的诗“幽美”，但“西洋味太深”。

在与宋淇的书信中，吴兴华流露出对诗歌创作的犹疑。他意识到自己前景黯淡，缺乏知音，心境寂寞，“我往往觉得我们最大的毛病就在自持聪明太过，侈言凌人，结果成就常常反不如人……心醉于片时的喝彩，便无暇计及真正的不朽之业”。研究者推测，1949年以后发表的《咏古事两首》可能是吴兴华的绝笔。

谢蔚英记得，1962年摘除“右派”帽子后，吴兴华一时情绪高涨。“他跟我说，过去写的诗，他都看不上了。当时年轻，凭灵感写诗，不是很理想。宋淇是最欣赏他的，他手里留的诗，远比我们家里的多。”吴兴华告诉妻子，40岁前是他苦读的准备阶段，40岁后他有不少雄心壮志要一一完成。他曾想编一部巨型的中国诗文选集，最终，所有计划都止步于颠沛的命运。

“梁文星”的诗歌在台湾引起反响时，不在场的诗人自己一无所知。听闻他去世的噩耗，宋淇慨叹：“陈寅恪、钱锺书、吴兴华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从此后继无人……”

1976年,宋淇将1953年发表过的两篇涉及吴兴华的诗论《论新诗的形式》与《再论新诗的形式》收入自己的文集，由台湾洪范书店推出《林以亮诗话》，并请当初帮助介绍吴兴华诗作的夏志清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