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失踪”半个世纪的天才诗人(4)

“这部小说他构思了很多年。唐朝的历史细节在他脑子里栩栩如生，闭上眼就是唐朝的街道和店铺，满眼是唐朝人的着装，他们打马球的样子。写这部书必然会联系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看那么多历史书，就想写进这部小说中。”谢蔚英帮他誊抄过一些，在她印象里，小说视角繁复又开阔，文笔冷凝而精微。但没等书写到一半，“文革”开始了。

“我们家是最早贴上大字报的。”谢蔚英说，当“大右派吴兴华”的大字报贴在家门口，他就开始彻夜难眠了。“怕外人说他含沙射影，他把书稿、小说和照片拿出来，全烧了。”她不忍心，偷偷留下一小章节但丁《神曲》，收录在如今的《吴兴华全集》里。

北京大学是“文革”的起点和风暴中心。“恐怖极了。”谢蔚英心有余悸地回忆，每天夜里，一大帮学生在校园里横冲直撞，扬着皮鞭，高呼口号，“冲到有问题的人家里，直接把人拉出来，跪在那儿审问”。

“1966年最早是批判吴晗，我们没料到会搞得那么大，牵扯那么多人。”谢蔚英的大女儿时年13岁，相貌乖巧、成绩优异。家里出了事，大女儿受牵连，一去学校就受欺负。“兴华每天去系里都挨骂，他一再跟我说，‘他们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你放心，我绝对不自杀。我要自杀的话，就变成抗拒，把你跟孩子连累了。’”

常年身体虚弱的吴兴华，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寝食难安。“最后一两天，他把那套《四部丛刊》按目录整理了一遍，跟说我，‘万一我有不测，被抓去劳改，你过不下去的时候就把书卖了’。”

1966年8月1日晚，谢蔚英在人民大会堂开完批斗会回家，已是11点多。会议上全天喊口号的喧嚣弄得她筋疲力尽，瘫倒在床，两人却睡不着。吴兴华预感到什么，对她长叹：“我欠你的太多。”谢蔚英安慰他，运动总有过去的时候，忍一忍，总能挺过去。

8月2日清晨，谢蔚英上班后，红卫兵冲到家中，勒令吴兴华去劳改。“他们让他拔草，虽然不是累活儿，但那天特别热。他又是个书呆子，跟红卫兵说要喝水，他们当然不给，给他硬灌了阴沟里的污水。等他昏倒，红卫兵说他装死，继续拳打脚踢。”

下午两点，谢蔚英接到吴兴华入院的消息，赶到北医三院，人已完全昏迷，次日凌晨5点宣告死亡。红卫兵咬定他是自杀，谢蔚英在悲痛中无法解释，最终遗体进行医学解剖，确认吴兴华死于中毒性痢疾。

“人没了，也没放过我们。”谢蔚英回去，家里被抄家，“屋里砸得一塌糊涂，完全不知以后该怎么办”。“文革”期间，她见到太多家破人亡的惨状。“我们家前前后后就有好几家自杀。有一家很可怜，父母都自杀了，孩子很小，亲戚不敢要，怕受牵连。最后保姆把孩子带到乡下去。”

与钱锺书之交

吴兴华去世时，大女儿吴同13岁，小女儿吴双仅5岁。谢蔚英还来不及悲伤，家中住进烧锅炉的一家三口。工人阶级藐视资产阶级，对她们毫不客气，“用我们的煤球，吃我们的东西，你毫无办法。”谢蔚英难以忍耐，申请搬走。

“很小的两间房，黑黢黢的，墙壁都是黑的，没水，没暖气，没厕所。”她独自带着女儿，备感艰辛。“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实在养不起，差一点想把吴双送给兰州的姑妈，她们家没孩子。大女儿哭着不让我送，最后留了下来。”

1969年7月，大女儿去北大荒上山下乡，一走就是十年。6岁的吴双无人看管，只有每天独自关在黑屋，哪儿也不敢去，饿了啃点冷馒头，“好心的邻居会在冬天送点开水”。12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社科院，谢蔚英被分到信阳五七干校，12箱《四部丛刊》存在社科院，她带着小女儿下乡，“玩命儿地干农活”。1971年，谢蔚英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房子没了，搬进社科院7号楼办公室，与同在社科院工作的钱锺书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