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失踪”半个世纪的天才诗人(3)

“你看他写给宋淇的信，完全是肺腑之言，讨论的都是学问和诗歌，或是自己新作了什么诗。”谢蔚英说，那些写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信，正值他生活窘迫时。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刚毕业的吴兴华本可出国留学，可日军封锁燕京，师生解散，他只有转行当翻译谋生。九个兄弟姐妹挤在会馆小屋里，仅靠吴兴华的稿费度日。两个妹妹先后病逝，他也感染肺结核。宋以朗在《致宋淇书信集》的附录里写道：“看吴兴华的信，你根本很难想象到他原来身逢乱世，生活朝不保夕……依然若无其事跟我父亲讨论梅花诗。”

“在日据时代，生活再艰难，他也坚决不给日本人做事。”谢蔚英说，吴兴华很爱国，一直佩服毛泽东的才华与诗歌，“我私下问过他很多次，他都说，毛主席的诗词是真的写得好。”

1952年，谢蔚英曾提议两人回香港工作。“我在香港有家人和朋友，找个报馆不成问题。宋淇也在香港，能给他谋一份差事。”在介绍信都已开好的情况下，吴兴华断然拒绝，“他不肯离开祖国”。

同年，31岁的吴兴华被任命为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他诚惶诚恐，哪敢领导钱锺书、朱光潜这些老教授啊。老教授们对他很好，倒是一些师范大学上来的年轻人为难他，那时候的工作很难做。”

这四年相对平稳的日子，吴兴华夫妇过得疲惫而忙碌。谢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来回路程三个小时，清早六点出发，到家已是晚上七八点，吴兴华还在学校开会，两人只有周末能见面吃个饭。“他从来没抱怨过一句。”谢蔚英说，就算杂务缠身，他仍在深夜抽空翻译完成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这也是至今唯一的诗体中译本。

躲不过的灾难

燕京大学英籍导师谢迪克曾追忆，吴兴华是他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与他的另一位学生、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

1947年，谢迪克引荐吴兴华赴美留学，由他承担路费。但吴兴华因肺病加重无法出行，他在信中告诉宋淇，三个月里，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读书，“以后我想机会一定还有”。

但机会再也没有来临。十年后，吴兴华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号召，坦诚提意见，认为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这一句话，令他坠入地狱。

“反右刚开始，兴华很担心，他一次次写检查，不通过，内心很痛苦，认为自己有错。”1957年，谢蔚英的同班同学、西语系教授黄继忠被铐上手铐抓走，后者作为“极右分子”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教养，她意识到事态严重，“以兴华的身体，去劳改就等于送命了”。

“后来是朱光潜站出来替他说话，说他是有才华的人，可以留在系里，将来总有用。”她说，吴兴华被撤职、降级，不许教书、不许发表文章，“哪怕这个时候，他内心苦闷、痛苦，还是跟我说，要认真改造，听党的话”。

大跃进时期，吴兴华每天到图书馆帮系里编、校《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没有任何名利。大学时代攒钱买下的12箱《四部丛刊》，“一天不落地看”。

“他自己找材料学拉丁语、希腊语，整天在家拿着书做笔记，我在家听他念拉丁语，流利极了，学得很精通。”谢蔚英说，他为李健吾翻译了很多篇拉丁文、希腊文的戏剧理论，又为罗念生校对希腊悲剧的文稿。“看得出罗念生不是从希腊文翻译，而是从英文翻译的。兴华指出来的地方，他都改过来了。”

1962年摘除右派帽子后，吴兴华认为自己终于可以认真做学问，开始根据意大利原文翻译但丁《神曲》，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来译。同时又动笔写一部关于唐朝柳宗元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