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同一时间，“狂风行动”期间带过前线团队的吕广渝也要求独立调查组给自己降级。吕广渝跟干嘉伟说：“你都这样了……”

中供事业部的大政委郑璐据说该升为M6了，但因黑名单事件遭到了降级，所以还是M5。

最尴尬的降级案例来自邓康明。黑名单事发后，已从阿里巴巴B2B公司升至阿里巴巴集团CPO（首席人力资源官）的邓康明也遭到了降级。其原因与卫哲辞职一样，众说纷纭。

卫哲认为邓康明被降级是因为有人说，政委知道员工内外勾结的情况知情不报，“没政委知道，老邓真没责任，有政委知道那是很大的问题。什么叫政委？就是管这个，（管）价值观的。CPO为什么要下台？老邓（邓康明）为什么要（被）降职？老邓是集团CPO，已经上位了，（还）拉回来干掉。”

笔者采访过的大部分中供系人士认为这不属实：无论是政委还是区域经理，都不可能对此知情不报。前广东大区大政委王永森说：“如果有政委知道（销售内外勾结），我觉得一定会跳下去（处理），绝对不可能说知道了不处理。”

大多数人认为，独立调查组不拥有处理邓康明的权限，邓康明被降级的决定应来自马云。阿里巴巴集团官方对此并未解释，只是宣布邓康明“降级另用”。

自然，创始人“逼宫”的推测也有邓康明版本。一些人相信，2004年邓康明入职阿里巴巴时“和（之后的）卫哲有点类似，都是动了别人的蛋糕，很多年前的蛋糕。”

风声鹤唳下，在“狂风行动”这两年间的阿里巴巴B2B公司担任了较长时间的执行董事邓康明受到了“被动蛋糕者”的微妙报复，使不至于被降级的处理措施变成了降级。

邓康明则认为自己遭到处分，是受到了连坐制和阿里巴巴合伙人机制的影响。但他也感到冤枉。

“我其实跟这个事儿（黑名单事件）已经没太大关系了。但出这个事儿的时间段是我担任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时候，所以连带一票杀死，我被劝退合伙人。这件事是严肃的。合伙人体制是我自己制定的，我制定的规则我就得遵守。很严格的，其实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公司杀我这一刀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冤枉。但是没办法，犯了事情（黑名单事件），这在阿里是不被容忍的。”

最戏剧性的降级案例来自王永森。卫哲引咎辞职时，王永森已经在口碑网工作了。听闻消息的王永森感到震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没想到，自己也会因为在“狂风行动”期间担任了一年的广东大区大政委而遭受连坐和追责。

他接到被降级通知的前一天晚上，卫哲、邓康明、戴珊等领导刚跟王永森做完将他从M3升为M4的晋升面谈。“前一天通知我晋升，第二天通知我晋升取消。”王永森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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