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金融国策应建立在国家战略高度 需要主动出击(5)

这些经济金融手段的实质含义都远远超过了其表面。从政治意义上看，美国和日本恐怕从那些“受惠”的国家和地区受惠多得多。

目前，中国已经走过经济实力积累的初级阶段，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不断增强，未来的发展也无须继续完全遵从别国主导的现有规则。此外，后危机时代恰是全球经济秩序、国际货币体系深度调整的时期，循规蹈矩已经难以保障国家利益，这个时候，如何最大化利用金融手段，增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区域领导力已经成为新的战略重心。

国家金融安全是全方位的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金融战已渗透到所有国家的所有方面。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资金流动的持续延伸，使得金融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同时，任何国家的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国家安全、军事战争均与金融息息相关。金融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的因素，放眼全球，金融是国际竞争的焦点。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全球化了。金融已成为一国最关键、最敏感和最脆弱的领域。因此，国家金融安全是全方位的。

金融要有战略思维。“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它应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发展阶段等相一致，并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略相互交织，以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因此，金融国策应建立在国家战略高度，需要主动出击、全方位筹谋、系统性协作。

金融要有法治思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复杂社会需要简约治理，市场繁荣要求权力谦卑。金融治理也是如此。我国的金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亟须推出针对当前金融发展新形势、新风险的全面、完整的金融法律框架，使得驾驭金融风险有法可依。当前完善法规制度，强化金融监管，坚决金融反腐，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金融要有辩证思维。“要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职责结合起来。”在全面深化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要自觉利用辩证思维看问题。金融体系改革必然伴随着风险，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看，要从最大化改革收益和最小化改革风险两方面共同考虑。改革要有优先顺序，要有配套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