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金融国策应建立在国家战略高度 需要主动出击(3)

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英国采取了盯住德国马克的汇率制度。此前200年间，英镑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1992年，德国通货膨胀，而英国经济萧条，“盯住”十分勉强。同年9月，投机者进攻英镑。最终，英国货币保卫战失败，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资严重依赖，游资造成许多泡沫，各国沉浸在资产盛宴中。泰国1984~1995年GDP增速达到10%，很快成为金融狙击的目标。1997年，索罗斯囤积泰铢，大幅拉高股价和楼价。3月，泰国央行宣布一些公司资产质量不高及流动性不足。空头随即狂抛股票、楼盘和泰铢，耗尽泰国外储。泰铢沦陷后，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央行“弹尽粮绝”，金融市场陷入混乱，经济局势完全失控，社会和政治动荡相继出现。

需要看到的是，金融狙击往往针对目标国家市场制度和监管的不完善、经济转型期的问题进行。而目标市场发生金融危机后，一些国际金融组织等虽会出面救援，但却会附加苛刻的条件，极易造成受援国资产流失、市场混乱、政策失控甚至政权颠覆。1989年底，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时，也许不能只去责怪高盛等投行（尽管是它们带头通过丹麦政府将股指期权卖出，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造成日本股市不可遏制地暴跌），更要反思日本经济结构如何失衡和巨大金融泡沫如何形成。而更典型的还有南美。国家经济“破产”的背后，是对于本国金融市场自由化太过热切，对于市场全面开放缺乏战略和底线思维。

这就像是打“劫”，胜负几何，要看你前期功力。

公共安全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恐怖主义国际化趋势日趋严重。恐怖主义虽然源于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但其庞大的组织体系，离不开庞大的经济支持。不管是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网络恐怖主义的蔓延、人员的招募培训、人员的运送和潜伏、暴恐装置的购置、暴恐活动的组织实施都离不开资金流。

“基地”组织的壮大与本·拉登及组织经济运作的成功不无关系。本·拉登的皮包公司被摧毁前经营所得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基地”组织还将阿富汗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国和贸易中心，每年和塔利班从毒品贸易中获利约20亿美元。IS的快速崛起也有资金的“功劳”，其控制了伊拉克最重要的炼油厂，并控制叙利亚富油区代尔祖尔省70%的面积。IS的资产管理十分细致，甚至像跨国公司那样公布年度财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