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金融国策应建立在国家战略高度 需要主动出击

金融已成为一国最关键、最敏感和最脆弱的领域。国家金融安全是全方位的，维护金融安全需要战略、法治、辩证、系统、创新、底线思维

金融安全的全维度

万喆

金融已成为一国最关键、最敏感和最脆弱的领域。国家金融安全是全方位的，维护金融安全需要战略、法治、辩证、系统、创新、底线思维．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些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微妙变化，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角力，许多问题愈发突出并且愈发深刻。所有微观事实都应是宏观战略的组成部分，如果缺乏一种大局观，不能从国家崛起、战略利益等层面上来进行思考、推演和筹谋，金融建设就只能流于“匠气”，虽然有一时发展，但无法真正取得突破，更无法为国家富强、经济腾飞、社会安定、百姓幸福有效服务。

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利益关系

人类正处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对和平时期。但战争真的能被“杜绝”吗？探究战争本质，或许都是进行秩序的重建，从而实现根本目的——重新分配资源。国家之要务，则是必须争取在交战中占据主导或优势地位，从而获得资源的绝对分配或优先分配。因此，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战争。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战争的概念有所不同。经过历史演变，经济战成为新方式。一场利益的冲突实际上可以在不同战线上进行，国家可以避免卷入军事战，但却无法避免卷入经济战。

其中，金融战又比商品战更有杀伤力。人类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很快超越了商品贸易，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支柱和核心。金融业的基础性作用就是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现代经济社会运转中，金融已成为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与关键，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继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实体经济的效率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在金融的杠杆作用下，效应变得更大。

因此，当我们谈国家金融安全，首先要明白，国家之间是一种利益关系。国际金融体系中浮现和隐藏着的是各国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战略实施过程中无疑是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的，这些手段当然也应成为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无视他国“阴谋”的存在是危险的，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则太狭隘了。

金融是决定性的战略权力。金融不仅仅是金钱，而是一种权力，一种可与海权、陆权相提并论的战略权力。金融权是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谁掌握了金融权，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

国家的金融战略应建立在国家利益论的基础上。一国金融体系的建立、设计和调整，其目的都必须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这就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政治安全与金融安全相互交织

当一个国家已经借由金融系统与世界相连，带来的一定既有效益，也有风险。对国家而言，政治维度的国家金融安全就难以避免。

对于中亚东欧等地区的一些国家而言，这种教训一定很深刻。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动前苏联和平演变后，对独联体各国展开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造”，其中许多所谓“基金会”的角色便十分重要。如果你把某基金会在前苏联解体以后在当地进行的投棋布子列成图表，就一定会很惊讶，这明明就是一张前苏联国家政权颠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嘛，而新政府内阁成员与基金会培训人员的重叠程度又是如此之高。又或者，为何每次遇到不亲美的政府，美国总是“刚好”发现该国金融秩序实在混乱，因此频频举起金融制裁大旗。而当“心仪”的人上位，美国立刻就能够大发慈悲，救助之心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

当然，进行资金切断、操纵大宗商品价格和借手国际金融组织等都是重要的组合拳手段。2013年底，乌克兰形势陷入僵持阶段，美国发出金融制裁的威胁，亚努科维奇背后的两大财团相继倒戈，IMF和欧盟均一口回绝救助要求，乌克兰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由此引发政治危机；因克里米亚问题引发了西方与俄罗斯“新冷战”延续，美再次祭起金融制裁的大旗，引发俄罗斯资金恐慌外流。2014年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俄罗斯2014年以来资本流出规模已经在1000亿~20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加速“空心化”。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挫。俄罗斯受到沉重打击。2014年12月，卢布一泻千里，年内降幅达50%，俄罗斯经济面临崩溃。可见，在新时期，俄美国家安全的博弈背后，无疑是金融战场的博弈。

经济安全是一场相互打劫的攻防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因此，一场金融的“阻击战”，往往是摧毁一国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英国采取了盯住德国马克的汇率制度。此前200年间，英镑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1992年，德国通货膨胀，而英国经济萧条，“盯住”十分勉强。同年9月，投机者进攻英镑。最终，英国货币保卫战失败，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资严重依赖，游资造成许多泡沫，各国沉浸在资产盛宴中。泰国1984~1995年GDP增速达到10%，很快成为金融狙击的目标。1997年，索罗斯囤积泰铢，大幅拉高股价和楼价。3月，泰国央行宣布一些公司资产质量不高及流动性不足。空头随即狂抛股票、楼盘和泰铢，耗尽泰国外储。泰铢沦陷后，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央行“弹尽粮绝”，金融市场陷入混乱，经济局势完全失控，社会和政治动荡相继出现。

需要看到的是，金融狙击往往针对目标国家市场制度和监管的不完善、经济转型期的问题进行。而目标市场发生金融危机后，一些国际金融组织等虽会出面救援，但却会附加苛刻的条件，极易造成受援国资产流失、市场混乱、政策失控甚至政权颠覆。1989年底，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时，也许不能只去责怪高盛等投行（尽管是它们带头通过丹麦政府将股指期权卖出，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造成日本股市不可遏制地暴跌），更要反思日本经济结构如何失衡和巨大金融泡沫如何形成。而更典型的还有南美。国家经济“破产”的背后，是对于本国金融市场自由化太过热切，对于市场全面开放缺乏战略和底线思维。

这就像是打“劫”，胜负几何，要看你前期功力。

公共安全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恐怖主义国际化趋势日趋严重。恐怖主义虽然源于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但其庞大的组织体系，离不开庞大的经济支持。不管是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网络恐怖主义的蔓延、人员的招募培训、人员的运送和潜伏、暴恐装置的购置、暴恐活动的组织实施都离不开资金流。

“基地”组织的壮大与本·拉登及组织经济运作的成功不无关系。本·拉登的皮包公司被摧毁前经营所得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基地”组织还将阿富汗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国和贸易中心，每年和塔利班从毒品贸易中获利约20亿美元。IS的快速崛起也有资金的“功劳”，其控制了伊拉克最重要的炼油厂，并控制叙利亚富油区代尔祖尔省70%的面积。IS的资产管理十分细致，甚至像跨国公司那样公布年度财务报告。

资金链是恐怖活动的“生命线”，要想真正有效消除恐怖主义，就要充分利用金融系统这张网，消除其经济基础。只有断绝了其经济来源，使其丧失存在和继续行动的基础，方能达到根治的目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活动是重要战场。美国不但强化了本国的金融反恐立法，还积极致力于制定金融反恐国际标准。强化国际“金融特别行动小组”（FATF）的权力，加强对各国金融制度审查的力度。美国也重组机构提升金融反恐能力，并招募大量金融反恐领域的专业人才，实行专业培训，建立全面的交易报告制度，启动对恐怖主义融资的高效打击。

国际金融反恐也成为当前各国合作的重要议题。通过各国金融系统和机构的运作，切断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的经济命脉，使恐怖组织、恐怖分子无法生存或发展，使恐怖活动无法实施。恐怖主义融资是恐怖分子全球网络的“主动脉”，金融反恐则是切断恐怖毒瘤的手术刀，金融反恐已成为国家安全保卫战的新战场。

外交安全需要聪明的金融

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往往是多方面的，经济是基础，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影响力就能够顺利地转化成政治影响力。外交经略中，利用好金融工具，促进实现价值观的认同，十分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美国日后获得全球大格局的主导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歇尔计划的投入十分合理。美国“先予”的经济援助合计130亿美元，若按美国1947年2499亿美元的GDP规模看，这一援助占美国一年经济总量的5.2%。经济上是完全可承受的，而政治意图得到了很好的实施。马歇尔计划结束后，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其他形式的援助始终没有停止过。

而在东亚地区，始终因历史原因不受人待见的日本，也进行过“黑字还流”计划。计划资金主要通过政府发展援助预算资金和私人储蓄资金等两方面筹集。私人资金是其主要来源，占比约为71%。该计划在维护日美关系和推动日本金融体系国际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取悦周边、化解仇恨、为日本崛起削减周边压力的同时，也实现了日本自身产能过剩和增长放缓压力的释放。

这些经济金融手段的实质含义都远远超过了其表面。从政治意义上看，美国和日本恐怕从那些“受惠”的国家和地区受惠多得多。

目前，中国已经走过经济实力积累的初级阶段，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不断增强，未来的发展也无须继续完全遵从别国主导的现有规则。此外，后危机时代恰是全球经济秩序、国际货币体系深度调整的时期，循规蹈矩已经难以保障国家利益，这个时候，如何最大化利用金融手段，增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区域领导力已经成为新的战略重心。

国家金融安全是全方位的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金融战已渗透到所有国家的所有方面。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资金流动的持续延伸，使得金融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同时，任何国家的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国家安全、军事战争均与金融息息相关。金融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的因素，放眼全球，金融是国际竞争的焦点。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全球化了。金融已成为一国最关键、最敏感和最脆弱的领域。因此，国家金融安全是全方位的。

金融要有战略思维。“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它应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发展阶段等相一致，并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略相互交织，以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因此，金融国策应建立在国家战略高度，需要主动出击、全方位筹谋、系统性协作。

金融要有法治思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复杂社会需要简约治理，市场繁荣要求权力谦卑。金融治理也是如此。我国的金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亟须推出针对当前金融发展新形势、新风险的全面、完整的金融法律框架，使得驾驭金融风险有法可依。当前完善法规制度，强化金融监管，坚决金融反腐，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金融要有辩证思维。“要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职责结合起来。”在全面深化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要自觉利用辩证思维看问题。金融体系改革必然伴随着风险，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看，要从最大化改革收益和最小化改革风险两方面共同考虑。改革要有优先顺序，要有配套安排。

金融要有系统思维。“要坚持抓大事、谋全局，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战略问题、全局指导、宏观决策上。”国家治理是对一国发展和竞争的控制能力的综合体现，应充分利用金融工具，牢牢把握金融权，运筹帷幄，赢得先机。

金融要有创新思维。“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关键是有新谋划、新举措，以创新思维增强金融活力。

金融要有底线思维。“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在坚持对外开放、国际合作的同时，时刻警惕各种外部势力利用金融手段，直接间接损害我国利益，对于国际竞争的残酷性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绝不能过于天真。对此，我们在对内加强金融改革发展的同时，应时刻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处理好金融领域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干成事，不出事。

当前，中国既面临着地缘政治的复杂形势，又面临着崛起过程中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阵营的期待和疑虑；既面临着国内旧经济模式下结构性问题的困扰，又面临着改革推进中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压力带来的掣肘。当此时刻，国家金融安全如何维护，关乎国家安全，关乎社会安全，关乎经济安全。

金融是战略，维护国家利益无所谓阴谋阳谋。

金融是权力，总体金融安全观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础。

金融是治理，是对一国发展和竞争的控制能力的综合体现。

金融是军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金融是政治，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金融是国策。善为国者，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贾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