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可以立法进一步防止DNA数据的滥用。可以立法规定遗传数据必须和个人识别信息分离，并且设置更健全的“暴露”程序——限制执法机构只有在确定出现匹配时，才能访问个人信息。黑泽尔认为，“一个中心化的程序要比现在分散于各州和各公司的程序更容易监管”。此外，可以进一步限制数据的用途，确保其只能用于重罪调查和失踪人员遗骸鉴别，且只有拿到法院的搜查令才能访问。

最重要的是，黑泽尔等人指出，法律应该规定，一旦获取了需要的遗传信息，用于分析的生物样本必须立即销毁，以免被用于其他用途。

第三，可以使用密码学手段，使用多重密钥加密，确保只有所有相关方同意才能解密数据，避免数据被单方面滥用。而且，依靠全民性数据库，警方就能通过DNA匹配到所有人，足以满足执法所需，也就没必要使用电子病历和研究被试的数据，进而可以立法禁止警方染指其他来源的数据。这一举动将杜绝公权力接触公民完整的遗传信息，增加公众对医疗、研究数据库的信任。

最后，立法重罚误用遗传信息的行为将更有可能。因为国会的立法者将会和弱势群体一样，也变成了利益相关方。如同严格立法保护个人通信记录和税务信息那样，因为立法者，及其亲属和选民都和所有人一样受到影响，他们必然有更强烈的动机规范基因数据的使用。

当然，黑泽尔等人指出，有很多实施中的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是，全民性基因数据库的建立，无疑将提高刑事调查的效率、准确性和成功率，并威慑潜在犯罪行为的发生。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必将启发我们思考，社会对隐私、公平和平等法律保护的承诺。”黑泽尔等人最后写道。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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