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中，税收优惠增加了很多前置条件，增加监管成本的同时无形增加了全社会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到位，有可能引发安全、金融和投资等各方面的风险，这既涉及风险与安全防控的关系，也涉及权利与市场的博弈。

因此，这次临港片区方案提出了基于信用的经营适当性管理，旨在调整监管理念、监管模式、监管手段，避免传统监管的成本对冲政策的制度红利。当然建立更为有效合理的投资贸易及有效便利且风险可控的监管制度，仍需要在实施和建设过程中，根据问题与风险不断深化研究、优化完善有效路径。

上海自贸区新片区的发展如何更好带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要强化上海自贸区辐射带动作用，引领长三角其他口岸、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产业结构、业务形态、贸易方式等领域实现全面优化，并推动口岸、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区跨区域联动发展。鼓励自贸区管理模式与品牌输出，加快出台并定期更新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业开放、政府事中事后监管、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清单，率先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并尽快推广到整个长三角区域，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效应。

鼓励长三角其他城市与上海自贸区建立全方位、多领域对接体制机制，通过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创新与产业协作以及展览展示、金融创新、大数据服务等重大自由贸易支撑平台共享等参与自贸区建设，使长三角各方在自贸区建设中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议适时扩大上海自贸区新片区范围，联动沿海和沿江自贸港区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三角一体化决策咨询专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民盟中央生态环境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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